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家庭丈夫拥有更多实权的为最多,而城市平权型家庭为最多;九成以上男女都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感到很满意或较满意,但妻子的满意度低于丈夫.对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资源假说、文化规范论、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都在夫妻权力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个人拥有实权仅对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有微弱影响,而被访者对家务分工和婚姻是否满意是最重要的家庭地位满意度的预测指标,夫妻沟通时不被对方所尊重、配偶动手打人与家庭地位满意度呈负相关,并在妻子模型中有更强的解释力.     

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家庭亲子关系

伴随着农村人口进域务工潮流的兴起,在中国农村出现了数量非常庞大的特殊家庭：留守妇女家庭。所谓留守妇女,是指由于丈夫长期（通常在半年以上）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家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为“留守妇女”。     

印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独立了 5 0余年的今日印度 ,妇女的地位仍然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而正如印度学者尼拉·德赛所指出 ,“如果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她的平等便不能成为现实。”1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婚姻、生育子女、家庭成员之间的赡养和继承等方面在内的家庭生活 ,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男女平等和财产权利等重大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地位既是妇女社会地位的基础 ,又是衡量这一地位的标尺。本文拟对独立 5 0年之际的印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处境作一考察 ,并对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加以探讨。一、国家大力促进妇女的发展在印度 ,关…     

西北农村妇女政治地位的现状考察与出路选择——以甘肃省中川村为例

农村妇女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村民自治的实践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在西北农村,"农业女性化"已成为西北农业生产最大的特色,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妇女的政治地位却与之大相径庭,不仅不利于农村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村治民主化进程,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受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妇女的政治地位却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而且也与自己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不相符合.在农村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治精英大部分都足男性,妇女的作用微不足道.为此,笔者持选择西北农村的一个典型农业村庄甘肃省临洮县YXJ镇中川村作为个案村对妇女的政治意识、政治参与和政治权益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进行考察,发现西北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呈现出政治参与与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妇女在村治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妇女参与村务管理出现年龄断层等特点.为此,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全面、深度探求提高西北农村妇女政治地位的出路.     

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各民族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同时,这一时期又处于早期封建社会,各阶层的家庭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风尚互相影响,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地位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变动

浙江省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农村妇女群体内部出现了杜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向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变动的情况，女性的婚姻观念、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型更新，从而使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仍是制约妇女发展的重要因素，要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目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者对此提出了若干建议。     

家庭的社会地位与子女早期社会化

本文以家庭作为分析单位,运用社会分层及家庭社会学的理论,将家庭的社会地位分为家庭的财富地位、权力地位、声望和文化资本地位,分析了家庭社会地位的不同方面对子女早期社会化的理念、目标以及方式的影响和功能。     

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

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对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家庭中的随迁人口和家庭矛盾会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发展前景而非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会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     

女性劳动者家庭地位研究——基于有机农业的考察

与常规农业相比,有机农业能否促进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对北京"绿菜园"有机蔬菜合作社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分析女性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前后家庭地位的变化情况,阐释有机农业对女性家庭地位变化的影响机制.认为女性从事有机农业之后,经济收入的提高、部分家庭决策权的获得以及社会资本的增加都对女性的家庭地位上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家庭背景与教育：婚姻中地位交换的性别与时期差异

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了1978～2018年家庭背景与自身教育在择偶过程中地位交换的性别与时期差异。研究发现,在跨越出身阶层与自身教育地位的异质婚中,夫妻一方会利用自身的相对教育地位优势交换另一方的相对出身阶层优势,这支持了地位交换论。1978～1991年结婚的夫妻中,女性更多通过相对教育优势交换男性的相对出身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身阶层与教育在择偶过程中的地位交换强度不断增强,但更多体现在男性通过自身相对教育优势交换女性相对出身优势的婚配模式上,而女性的这一婚配模式呈先降后升趋势。可见,随着时代变迁,家庭背景在女性的向上婚姻流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近代江南农村工业化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近代中国从沿海城市肇始的工业化进程,为广大妇女提供了新就业机会,因此对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在妇女向来较为普遍地投入到经济生产劳动领域的江南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具体进程究竟怎样,在近代都市与农村乡镇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又如何影响到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鉴于学术界对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经济前提研究不足,更罕见对农村地区的具体探讨,本文旨在就此作尝试性的研究探讨.     

隔代陪读: 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与家庭秩序

基于皖西农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理性与教育流动的双重驱动下,隔代陪读成为农民家庭的一种教育策略。隔代陪读兼顾了农民家庭经济积累和教育再生产,比较顺利地推动了家庭现代转型。与此同时,由隔代陪读所形塑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分离与代际分工合力,不仅稀释家庭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同时还凸显陪读老人的社会价值。在这种教育策略安排下,隔代陪读强化了代际关系,调整了家庭权力结构与伦理秩序,减轻了农民家庭现代转型的阵痛。     

工作-家庭冲突、性别角色与工作满意度——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发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压力是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且无论是因工作影响家庭,还是因为家庭耽误工作,员工都会对工作表达不满。与男性员工相比,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会使女性员工陷入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女性员工也更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家庭而降低对工作的满意度。这些发现不仅为工作-家庭冲突及其相关后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还为各级管理人员激励员工士气和提高组织绩效提供了很多实践上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妇女地位变化简述

本文依据详实史料论证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妇女政治、经济、教育、家庭地位发生的深刻变化，并扼要揭示其变化原因，从而为深刻认识、深入研究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政策及领导妇运绩效提供新的依据。     

年龄间的社会分化和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资源困境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村家庭中不同年龄和代际间的社会平等问题。文章描述了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指出农村老年人群体性的相对贫困现状,以及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化与农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认为农村以年龄和代际为界的社会分化业已形成。文章还通过对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的资源困境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是如何通过改变农村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及其权力和权利状况产生影响的。     

中国成年人抑郁症状的社会经济梯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和2016年数据,探讨中国成年人抑郁程度的分布情况及抑郁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抑郁的发生率较高(其中23. 4%的人有抑郁症状,4. 6%的人患有抑郁症);个人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越高,则其抑郁水平越低;通过Wagstaff分解法分析各类因素对和收入相关的抑郁不平等的贡献发现,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净资产对抑郁不平等的贡献率依次为23%、22%和33%。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水平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抑郁水平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呈现出发散趋势;女性和农业户籍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精神健康回报要高于男性和非农业户籍者。     

交友之道：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形成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教育不平等和代际流动都有重要意义,但既有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本文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检验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影响,并尝试探究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层面的积极特性(如较高的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有体育爱好)分别对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度产生独立的正向影响。其中,非认知能力和文体爱好并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中介机制,只有认知能力起到微弱的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部分效应通过认知能力作用于同伴接纳度。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是复杂、多层次的,一方面,由于身处专制的男权社会以及礼教思想的渗透,家庭中"男尊女卑"已开始明显;另一方面,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由于其扮演的角色以及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母亲的法律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性.     

转型期农村和谐家庭关系的建构

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家庭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发生了从父子轴向夫妻轴的重大转变,以情感为基础的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已成为现代家庭成立的基础。农村家庭关系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婆媳之间共同谱写着一首协奏曲,婆婆通过观念的变革与担当二度母亲来获得晚年的赡养资源,而媳妇则为了留守在家里的孩子得到好的照顾而与婆婆建立和谐的关系。     

转型期农村和谐家庭关系的建构

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家庭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发生了从父子轴向夫妻轴的重大转变,以情感为基础的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已成为现代家庭成立的基础。农村家庭关系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婆媳之间共同谱写着一首协奏曲,婆婆通过观念的变革与担当二度母亲来获得晚年的赡养资源,而媳妇则为了留守在家里的孩子得到好的照顾而与婆婆建立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