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读吴宓的“学衡”之外——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为中心

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之研究既应在“学衡”之内,亦可能在“学衡”之外。1922年吴宓撰写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是代表“学衡”之外的一篇典型文字。此文因鲁迅在《“一是之学说”》中的激烈批评而为人熟知,但也因为鲁迅文章的高光性和笼罩性,其实又近乎“人人不知”。在认真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全文的基础上,讨论此文所引起的,不限于鲁迅的各方反应和长程影响;吴宓在此文中显示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吴宓和此文遭遇的时代“尴尬”等问题,以期在一个更大视野里理解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     

论学衡派(摘要)

学衡派是二十年代在南京出现的一个封建复古主义派别。它是因东南大学几个教授创办《学衡》杂志而得名。这个杂志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开始发行,到一九三三年停刊,问世十二年之久。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又出现了“学衡”这个封建复古主义逆流,并且存在如此长久的时间呢?究其原因,是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与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形势分不开的。五四运动作为反封建运动,它的斗争并不彻底,它没有改变封建军阀的政治统治秩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

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潮流的《学衡》杂志,从一开始就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并触目地印在《学衡》杂志的封面上,一直坚持到最后,这决不是偶然的。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按月出版,至1926年底出到60期,1927年停刊1年,1928年1月复刊,改为双月刊,至1929年底出至72期,1930年再度停刊1年,1931年1月复刊,此后时断时续直到1933年终刊。11年来一以贯之,皆由吴宓担任总编辑,皆在中华书局     

郭斌龢的文化理念

郭斌龢是“学衡派”的后起之秀,精通中西学术之源,完善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和融合新旧的学识,使得他和《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一拍即合,并成为“学衡派”的主要力量。随后他又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体现到大学教育之中。     

古今中西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重评“学衡派”和《学衡》杂志

我国思想文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学衡派”及其所创办的刊物《学衡》杂志,不仅知之不多,且多有误解,更有甚者竞把这股思潮作为顽固、落伍,乃至反动的形象,划入敌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而弃之不顾.这是很不妥当的.“学衡派”诸君既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的激烈主张,也不认同顽固守旧人士对西方文化所持的盲目排斥的错误态度.他们的基本态度正如办刊宗旨所昭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学衡派浅析

学衡派是二十年代在南京出现的一个封建复古主义派别,因东南大学的几位教授创办《学衡》杂志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吴宓、胡先辅、梅光迪、刘伯明、柳诒徵、汤用彤、缪凤森等。《学衡》杂志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开始发行,到一九三三年七月停刊,存在十二年之久。 学衡派这个封建复古主义派别在林琴南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想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之后,出现于二十年代,究其原因,是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形势分不开的。     

《学衡》派的普遍主义失落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现实纠葛,既有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有思想上的原因。本文认为,《学衡》自身的普遍主义思想取向,已经预言了后来种种争论不可避免。"去政治化"的政治态度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文化领域为后人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学衡》主要作者的个体命运

《学衡》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刊物，围绕该刊形成了“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文人群体。本文着重展示几个代表人物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并揭示其个体命运     

西学引入与文化抉择——论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对外国文学的引介

在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引介中,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都引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处于文化弱势的学衡派在引介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但是对其呈现的引介特色未能从社会文化层面去追溯其根源。本文以新文学阵营的《小说月报》和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学衡》为研究对象,描述两份杂志引介外国文学的大致面貌,比较它们之间呈现的差异,并说明差异的产生与特定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密切相关,而赞助力量的参与最终决定了差异格局的生成。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吴宓与鲁迅

本文通过对吴宓生平的介绍 ,以及鲁迅与“学衡派”之间斗争的剖析 ,用大量事实证明 ,鲁迅批评《学衡》没有点作者的名 ,完全是对文不对人。驳斥了“鲁迅主要批评的对象是吴宓”的观点 ,主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客观地评价吴宓 ,更加深入地研究鲁迅 ,得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历史结论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

吴宓主编的 31 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 ,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张扬古典主义 ,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借译介白璧德、穆尔、布朗乃尔的理论 ,宣扬新人文主义 ,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     

再谈马陵之战,并非史实

1988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刊载拙文《马陵之战.并非史实》.1992年9月,海峡两岸100多名学者于山东省临沂市召开了《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会后所发的“综述”和“会讯”(见《文汇报》1992年10月21日第6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2期和1993年第1期)均将“历史上究竟有无马陵之战”以黑体头条列出。与会者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是无可否认的。“综述”“会讯”已画龙点晴出“有派”要旨:《孙膑兵法》为残简;庞涓于桂陵之战后乃复出;”卻氏左戈”是“有力佐证”。鄙人颜厚,愿再次张充质的。一、究竟怎样对待汉简《孙膑兵法》“有派”说:《汉书·艺文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吴孙子》八十二篇。《齐孙子》就是《孙膑兵法》,而汉简《孙膑兵法》只发现三十篇,还大部分残缺不全,怎么能根本仅占全书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残简没有提到马陵之     

“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     

光荣与希望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在春光明媚的四月,《家庭科技》跨越世纪,走到了第100期。 1992年秋初,一本旨在“介绍生活科技知识,指导建设幸福家庭”的杂志诞生了,她就是《家庭科技》。     

《复性书》主题再探——与当时文人学者之人性论比较

文章通过《复性书》与《原性》《孟子荀子言性论》对“性”的本质的界定及其论述形式的比较，指出《复性书》尽管借用了佛家的某些思想方法或思维形式，但是从它对“性”的本质的理解及其对“修道成圣”等儒家重要问题的关注，可见它在精神实质上是儒家的，而不是佛家的。     

“玺”之再识

“垄”是古代中国皇帝印章的专称，这为今人深信不疑。《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曰：“垄：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亦云：“空：帝王的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文化之谜》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传国玉皇何处寻》一文开箱也说：“奎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然而，这不冠前提的流行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至”在封建社会时期除了指皇帝的印章外，又可指：（1）太后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九年四月，“毒矫王御奎及太后变作乱”。（2）太子印．如《宋书·礼志》：“皇…     

《伤逝》的诞生与域外材源之“拿来”

鲁迅《伤逝》的“诞生”具有“外源性”因素,作为材源的域外文学在《伤逝》创作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关键作用。以往学术界在研究《伤逝》创作材源或所受域外文学作品影响的时候,多谈某一部作品对《伤逝》创作的影响。但事实上,《伤逝》的“诞生”不是某一部作品单向度影响的结果,而是鲁迅阅读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之后受到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在《伤逝》的影响材源中,包含了《玩偶之家》的动机触发与主题延伸思考、《金鱼》的故事“挪用”与整体风格影响、《工人绥惠略夫》中的观点“融入”和局部细节“借鉴”、《诱惑者日记》中的哲理“移植”。甚至还有《舞姬》《妻子》《地下室手记》等小说自觉不自觉影响的散点印痕。鲁迅在《伤逝》创作中充分展示出融会贯通、如盐溶水、高超的“拿来主义”创作艺术。     

谁是中国最博雅的教授--试析今昔学术之区别

有学者四五人 ,品茗清谈 ,坐而论道 ,谓中国大学教授中谁最博雅会通 ?玄议结果 ,一致认为西南师范大学吴宓教授可以候选。吴宓者 ,陕西泾阳人也。生于 1 894年 ,卒于 1 978年 ,在世八十有四。早岁负籍清华 ,留学哈佛 ,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学成归国 ,先后服务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诸校 ,其间曾赴英国牛津大学及西欧多国游学。 1 94 9年后隐居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下之西南师范大学 ,直至 1 977年回陕终老。吴宓主编《学衡》杂志 ,坚执“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的文化担当 ;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 ,聘请梁王陈赵…     

再论达尔文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一九五九年,为了纪念达尔文诞生150周年和《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我给当时的《科学》(季刊)写了一篇《达尔文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它的主要内容是: (1)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以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一再提到,他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An Ancient Chinese Encyclopaedia”)中,找到不少他的学说(主要是“人工选译”部分)赖以建立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