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的二元边际研究

为了研究中国出口东盟贸易,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HS六位编码数据,根据HK分解法计算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并运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确保结果稳健性,使用PPML进行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出口东盟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扩展边际对制造业出口贡献更大。中国经济规模、中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对二元边际起促进作用,但是东盟经济规模和贸易自由度会阻碍二元边际的增长。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将出口二元边际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2002-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的提升效应强于加工贸易企业、非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在低市场准入成本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一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波动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2003—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HS6位目农产品出口数据,将二元边际与贸易持续时间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波动问题。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较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性主要源自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部分。其次,出口持续时间较短是导致出口增长波动的主要原因,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持续时间均值和中位值仅为5年和3年左右。最后,提高出口持续时间或降低出口产品退出风险率,会在降低出口增长波动的同时实现增长层次的提高;若仅推动每一产品的出口数量的增加,那么虽然使出口层次提高,却会带来更加剧烈的波动。因此相比对集约边际或扩展边际的单方面强调,政府更应注重推动出口风险率的下降,在此基础上保障出口风险率的平稳,这将是未来推动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长期稳定增长的政策方向。     

中国蔬菜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基于2004—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HS-6位出口数据,运用二元边际分解方法对中国蔬菜出口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数量扩张,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蔬菜出口企业应在保持蔬菜品种多样化的同时尽量开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较高的蔬菜新产品,以实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二元边际分析框架

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中国对其出口贸易额逐年增长。借鉴Hummels和Klenows(2005)的研究方法,基于CEPIIBACIHS2002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考查了中国在2003年至2017年期间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长主要靠集约边际拉动,扩展边际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状态;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呈现不同的上升趋势,且各个国家的二元边际值相差较大,但基本上都是靠集约边际拉动出口增长;经济规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多边贸易阻力、生产率水平、经济危机以及贸易双方是否接壤等因素均影响到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且不同因素的影响各不相同。据此提出应当注重科技创新,完善物流体系,维护现有贸易关系,提高企业生产率等对策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分析

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与反复性。伴随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波动,新兴国家的对美出口是否随之调整,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否会对出口造成影响?文章使用2000—2018年新兴11国对美出口数据,基于SITC(Rev.3)三位数编码将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政治制度对新兴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国家出口总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新兴国家政治制度水平发展越高会抑制其出口。进一步发现,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扩展边际显著正相关,且这种关系是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间接影响扩展边际。     

研发创新与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摆脱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现状,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基于产品与市场的二维分析架构,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1995—2010年数据,可刻画我国出口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并实证分析研发创新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研究发现,1995—2010年,集约边际主导了我国的出口增长且其贡献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研发强度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增长的集约和扩展边际,而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模型的交叉项表明,即使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研发强度仍然能够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生正面影响且作用得到加强。     

关税削减、多产品企业与中国进口的扩展边际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的多产品企业视角,运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的微观数据分解了中国进口的二元边际,并结合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削减对中国进口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多产品企业内部的扩展边际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50%,关税削减在短期内增加了进口企业数和进口产品种类的扩展边际,但却减少了进口市场的扩展边际;在长期内,关税下降分别从企业、产品、市场的3个维度促进了中国进口扩展边际的增长。     

多产品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Bernard等适用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方法为基础,从企业内微观视角考察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制约作用。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内出口二元边际的四个维度共同构成限制作用,从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两个方面同时阻碍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本文还证明融资约束问题与企业所有制属性密切相关,其作用强度在各类企业间并不均衡。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利用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农产品HS六位码出口数据,计算我国向所有贸易伙伴国出口的二元边际及价格指数与数量指数,进一步分析二元边际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并就我国向不同国家出口农产品质量差异作简要探讨。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方向增长,并且集约边际的贡献率逐年增大;此外,我国向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出口质量相对较高的农产品;对农业规模较大的国家出口农产品逐渐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农产品出口质量不断提高。     

关税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关税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研究了关税下降对企业贸易边际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关税水平下降主要导致企业的贸易扩展边际增长,而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则主要导致企业的集约边际增长。具体来说,关税水平下降得较多的行业,企业的扩展边际增加较多,但相应的集约边际反而增长较少,从而导致总出口减少;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得较多的行业,对美出口的集约边际增加较多,而相应的扩展边际增长较少,从而导致对美总出口增加。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关税水平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出口质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针对贸易便利化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问题,依据贸易便利化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26个三级指标的多层次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从出口产品价值和种类两个角度,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利用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各级贸易便利化指标都能显著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其中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 按收入水平和产品属性划分的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应就运输设施、信息技术等硬环境方面优先展开合作,注重调整产品结构占领高收入国家市场,通过贸易便利化合作开拓中低收入国家市场,还要积极寻求与条件成熟的沿线国家签署双多边区域贸易协定。     

螺旋静态混合器内气泡破碎的数值研究

基于CEPII-BACI数据库2002—2017年的HS6分位数据,以“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从贸易关系生存的视角,通过将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作为参照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进行了二元边际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主要出口国相比,在扩展边际方面,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关系数量迅速增长,出口关系利用率增速较高,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已有关系的中断和新关系的进入;在集约边际方面,德国出口关系的生存情况优于中国,而印度的深化情况好于中国。二元边际分解结果显示,集约边际对出口增长贡献更大,而出口关系中断带来的损失不可忽视。在二元边际分解的基础上进行反事实分析,发现出口关系生存率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出口额的增长,还可以提高出口增长的稳定性。     

中俄相互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比较

基于2003—2017年中俄双边投资与贸易额,借助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等方法,分析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投资分别对母国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中国对俄罗斯投资与双边贸易呈互补效应,而俄罗斯对中国投资却与双边贸易呈现替代效应;短期来看,中俄相互投资对双边贸易均不具有动态关系。中国对俄罗斯低科技含量制成品、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出口及初级制成品、资源性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均与其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俄罗斯对中国初级制成品的出口、低科技含量制成品和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出口以及资源性制成品和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进口与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1995—2020年贸易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5—2020年贸易数据,利用HP滤波法、CMS模型分析了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方向发生了4次转换,由此划分出5个贸易阶段,且波动方向转换的频率持续加快,波动幅度持续扩大;中国大麦进口长期趋势值的快速增长及实际进口量的上下起伏是引起贸易波动的重要缘由;世界大麦出口规模的扩张难以有效填补中国大麦需求的快速增长,反而由于出口规模的不稳定引发了贸易波动;中国未能及时根据国内外市场供需情况调整进口来源,未能充分利用新兴大麦出口市场抑制贸易波动;中国具有较好的进口引力基础,但受到贸易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进口引力的作用效果未能与国内市场供需变化相匹配,进而经常引起贸易波动。因此,中国应适时调整进口市场结构,注重新兴市场的培育与运用;进一步发挥进口引力优势,联动国内外两个市场,更好满足国内大麦需求。     

中国对俄罗斯水果出口变化的原因—基于CMS模型的分析

运用CMS模型,分析了1996-2006年中国水果对俄罗斯出口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2001年以来中国水果对俄罗斯出口的增长几乎完全由于俄罗斯水果进口需求的增长引起,其贡献份额为86.85%;竞争力对中国水果的增长效应很小,仅为2.92%;产品结构对中国水果出口俄罗斯起阻碍作用,其效应为-4.25%。RCA指数的计算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仅有苹果、宽皮柑橘和梨在俄罗斯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与其它国家同类产品相比较,也有较大的差距。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改善中国水果出口结构、提高中国水果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外部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78—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本文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在所有预测期内,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标准差不大,但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短期内,出口的波动会加剧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波动的影响方向则相反;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较小,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解释力度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并且进口的贡献度最大,出口次之,FDI最小。     

延边对朝、俄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延边与朝鲜、俄罗斯毗邻,对朝、俄贸易在延边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利用1989-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延边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对变量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延边对朝、俄出口与GDP、进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GDP和对朝、俄出口也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对朝、俄出口与GDP、进口以及GDP与对朝、俄出口的长期关系都出现了偏离,修正速度较慢。此外,GDP和对朝、俄进口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