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意格"与"意境"考辨

诗学的范畴很多,对其理解也多有差异,在实际运用中常出现混淆的现象。文章从"诗法"意义上的"格"与"境"入手,探讨"意格"和"意境"这两个诗学范畴的形成和嬗变,并在区别这两个范畴的过程中,勾勒了自唐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理念的变化轨迹。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 --解读《离骚》

本文认为<离骚>是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屈原是"中国放逐诗学之父".<离骚>的题义是解读这首长诗的关键.<离骚>展现了一个放逐诗人崇高而痛苦的心灵历程,蕴含了五种放逐情结的基本类型,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林黛玉诗之"味"及其审美品格

诗词曲赋是小说<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也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诗词融入情节,给叙事带来诗意;情节充满诗意,更增添小说的审美效果.林黛玉作为小说<红楼梦>中的典型人物,她的诗词真切地反映出她的审美品格.若从中国古代诗学中"味"的角度出发,可以品出黛玉的诗蕴含着美味、鲜味、奇味与苦涩之味;若从西方文论中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这些诗词与宝黛之间恰好构成一个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这样一个施受自足的读者反映批评系统,宝黛的爱情,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推向高潮,其悲剧也表现出独特的、诗化的意蕴.     

《庄子》"虚静"说的诗学阐释

<庄子>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美学著作.它虽然不是文艺理论专著,但却蕴涵着丰富的诗学思想.本文试图从诗学的角度对<庄子>思想中"虚静"心理的论述进行诗学阐释,探讨"虚静"心理在文艺创作中的特征、意义和重要作用.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苦闷的象征--论阮藉《咏怀诗》的心理体验及叙说方式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种意旨模糊缘于作者对苦闷的心理体验和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作者借助否定、隐喻、虚化等语言策略和意象经营手法,把复杂的心理体验导向多义性的诗学叙说方式.以阮籍苦闷的心理体验为切入点,可以更深入认识<咏怀诗>"诗无达诂"的诗学特征.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论严羽“以禅喻诗”的审美寓意

严羽《沧浪诗话》出现后,几百年来对此书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可谓毁誉参半。不仅有对此书观点的不同意见,连他使用的"以禅喻诗"的方法也遭人批判。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来说明他的诗学理论,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诗学风气有很大关系。"以禅喻诗"只是他采用的一种方法与手段,目的是为了说明诗歌的主旨即是"吟咏情性",这重新开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审美本质。     

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

朱光潜的诗论力图融合中西,但其立足点在西方诗论,其侧重点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朱光潜的诗论科学地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中国传统诗的独特内涵,同时又总结了新诗的经验,为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克服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诗歌:“混沌—个性”发生论

根据源于中国古代而由现代自然科学界建构的混沌学思想 ,对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发生进行广义文化背景上的观照 ,提出了关于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混沌—个性”发生学说 ,认为诗歌发生于一个无法也无需完全确定描述的混沌过程。由于个性情境、个性组合的不同 ,每一首具体的诗都有不同于其他诗的个性发生模式。由于发生因子的无法事先确定与每一首诗的发生结构都不一样 ,因此 ,诗歌是如何发生的 ,要到一首具体的诗完成后才能分析出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统计的意义上归纳诗歌发生的主要原因 ,建立关于诗歌发生的包含了充分随机因素的秩序系统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     

艾青诗论中“真”的价值体系建构研究

艾青对诗歌理论“真”的内涵阐释，一方面从现实真实、艺术真实、思想真实三者辨证关系入手进行观照，另一方面从价值判断上进行拓深，将真、善、美即诗歌的现实来源、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较为完整、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关于“真”的价值坐标体系，为我们研究诗歌，特别是对当今诗歌发展与创新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指导。     

“诗中有画”辨析

“诗中有画”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经典批评术语,围绕着它,生发出了诗画转化说、诗画相异说和诗画一致说。究其本意,苏轼所认为的“诗中有画”,是指诗歌要像绘画一样具有相似写意风格,并且这种艺术风格是由绘画主导产生。围绕着“诗中有画”的争论,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诗歌形与神关系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话语运作的结果。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本文论述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其间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古典诗歌的叙事批评论——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是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重要存在形态,以往的诗话研究,更注重与诗歌创作、鉴赏、形态等密切相关的"诗言志"、"诗缘情"理论,而忽视了与叙事相关的论述。在中国诗论中,存在着一条关于诗歌叙事的论述线索,且在相关的诗话理论中,对诗歌之"叙""事"有比较丰富的论述。梳理研究有关的论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诗论的整体面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