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价值

中国的研究传统是以人文为基础的,通常所说的学问家,就是指人文研究者,学问自然也就被默认为人文的学问.最常见的学问家做的是文史“哲”的学问,之所以要给哲加个引号,意在区别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至少我现在仍然认为中国的哲学是以人及人生为基点的,即使涉及天地,也一定是与人及人生有关的天地,与西方哲学爱智慧的取向还是不一样的.而随着中国固有“哲学”的衰微与西方哲学地位的提升,哲学事实上已经不能算作地道的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就剩下文和史.     

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学说的探讨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学说是赫拉克里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赫拉克利特的整个学说乃至古希腊哲学都有重要意义。一据我们现存的资料来看,“逻各斯”作为一个词而言,是有发展过程的。开始,逻各斯一词本义是讲话的意思,     

“爱智慧”辨义——《西方形而上学史》导言

本文在分析西方世界的几个主要哲学概念如“智慧”、“爱智慧”、“形而上学”等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爱智慧”,对西方哲学史的性质进行论述,认为“哲学”一词原本是“爱智慧”的意思,但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形而上学史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希腊哲学精神的写照——读《名哲言行录》有感

在众多关于希腊哲学的文献中,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是一本独特的哲学史书,它采用了一种传记体的方式,记载了希腊哲人的种种轶事,因而显得比较零散.本文尝试以一种哲学分析的方法来解读这本书:首先选取了五个具有典型性的哲人故事,分别对这五个故事进行论述,以求如实展现出五位哲人迥异的性格和思想特征；而后采取一种哲学分析的方法,滤去这些故事表层的差异,揭示出五位哲人的共性,即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西方哲学的内在精神:哲学乃是对智慧的追求.     

水的哲学

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哲学思想体系,一种是以古希腊、地中海沿岸为发源地的西方哲学体系。一种是以古希腊、地中海沿岸源地的西方哲     

笛卡尔主义及其批判:论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走向

在西方哲学史上,最使哲学家们焦心苦虑的终极关怀,就是“存在”问题。历代哲人虽然对此回答各异,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在存在问题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从巴门尼德、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注重的是万物“从其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的始基问题。因而,在这种以自然哲学为主导的哲学中,基本问题一般表现为一和多、一般和个别的问题,而其他问题则从属于它。这一讨论在中世纪仍然继续着。但是,由于讨论并无结果,哲学家们不得不对所讨论的问题本身进行反思。他们发现,对“始基”问题的追寻是以认识沦为基础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始基问题,必须首先弄     

正确理解黑格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

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两三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问题——恩格斯把它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这里,恩格斯借用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命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如何正确理解黑格尔命题的问     

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兴起

近二十年来,“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在西方知识界可谓最时髦的用语之一。有所谓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政治、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电视,甚至还有所谓后现代爱情等等。同样,在西方哲学界也出现了“后现代哲学”。那么,何谓后现代哲学呢?它与传统现代哲学有什么区别?这些即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     

哲学的转向：“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

“爱智慧”奠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 ,它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中展开了一条“哲学之路”。这是一条伟大的哲学探索之路 ,却又是一条布满陷阱、充满迷途的运思之道。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发展到顶点 ,必然回转到它的超始处或开端处。人们从对智慧的欲求、占有和追寻 (以人与智慧的对立为前提 )回转到重新思考人的生命与智慧的和谐一致就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之转折 ,反映了西方思想以此方式向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转向。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马丁·布伯对"天人合一"的解读及其启示

犹太人哲学是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当代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从相遇哲学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对中国传统哲学迈向现代化之路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从形而上到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

西方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发生从爱智慧向爱知识的转变，促使哲学从形而上的超越追求演变为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哲学经历古希腊哲学对确定性的实体阐释；近代哲学对确定性的知识论阐释；现代哲学对确定性的多视角阐释，形成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出发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这种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突出强调哲学的确定性追求，却忽视对哲学确定性的时代性的反思，导致其哲学理论只有知识论的肯定的维度，而忽视了哲学的超越的维度。     

三足鼎--读《名哲言行录》笔记

在哲学的故乡希腊 ,哲学家或爱智者自己怎样看待智慧的性质 ,看待“何为哲学”与“哲人何为” ?本文通过分析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中一个扑朔迷离的“三足鼎”的故事 ,探讨了最早的哲学家对智慧性质及范围的认识 ,哲学与政治的关联 ,哲学家的处境和可能选择     

“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产生及其内涵的演变

我们今天接触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及其内涵有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在“政治经济学”之前,先有“经济学”这一概念,它首先由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约前430～约前355年)在他所著的《经济论》中提出来的。“经济学”希腊原文为Oikououikos,它由Oikos和Uouos两个词意构成。前者是“家”的意思,后者是“法律”或“支配”的意思。因此,合起来这个字本意是“家庭管理”。因此,在我国有的把色诺芬的《经济论》译作“家政学”的。在古希腊奴隶社会里,生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涉及到西方思想中那使“思”成为“逻辑”的决定性的一步 ,正是逻辑的合理运用在“反思”中使哲学的主题凸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最高的智慧” ,是探索其所是的是 ,哲学主题就是寻找“第一原因” ,即本体 (ousia)。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是要从“是者之为是者”回答“何谓是者”的问题。“这一个”作为第一义的本体内涵 ,启明了希腊人爱智的原始真谛。然而 ,亚氏又把纷繁复杂的“是”和“是者”看成是一个指向终极目标的系统 ,这最终使爱智慧变成了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