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期待中国教育改革早已成为广大民众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就教育公平、教育官本位、大学去行政化诸多方面展开的热烈讨论，就能感受到。随着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公布，也预示着中国教育改革即将启动。特刊登知名学者邓晓芒教授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讨中国教育问题的文章，以供广大读者思考。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法和伦理

本文是曼弗雷德·鲍姆(Manfred Baum)教授2008年10月3日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所作讲演的译稿.文中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划分成"法权论"和"德行论"的来由、理论根据和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康德摧毁了传统的自然法学说,而把法权和德行全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视为人的义务的内外两方面.同样作为定言命令,康德的法权原则是分析命题,德行原则是综合命题,前者对人的目的不作要求,后者则要求人把人格和人性当作目的.但法权毕竟要以道德为前提和评价标准,而道德本身的评价标准则是从外部合法性向内部行动"转移"而来的,这是一个矛盾.     

黑格尔辩证法为形式逻辑的奠基

本文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工具论"到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转型,并以此来理解黑格尔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改造,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要抛弃或解构形式逻辑,而是要改造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描述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逻辑的一个层次、一个发展阶段,并从本体论的基础来理解形式逻辑的那些形式底下的内在含义.黑格尔用辩证法为形式逻辑奠基,抓住一个"存在"(Sein)、一个"矛盾"(Widerspruch),就抓住了根本.从对上述这两个概念的本体论理解出发,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整套规律进行了逐个的重新解释,指出形式逻辑只有从内容方面来理解才有认识上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只有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传情说"与文艺的思想性

作为"传情说"的新实践论美学所提出的"对象化的情感"这一美的定义只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但在这一基础上,审美和文艺与思想性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表现在"情感的进化"上,其更深层次的根基则是情感传达在自我意识中的本体论根据.艺术的传情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的体现,也是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形而上的觉识,它发源于人的存在即生产劳动中的"对象化"这一现象学结构,并通过艺术家对时代冲突中的存在感的敏感性而表现出来.现代艺术与哲学合流的趋势呼唤艺术家关注现实中的思想矛盾,以创造出符合我们时代的一流艺术作品.     

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

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在我看来 ,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 ,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 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 ,学术凸现”时 ,我感到有些吃惊 ,并且颇不以为然 ,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不能否认 ,80年代的“思想”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乏善可陈。“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自由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美学热”、“人学热”、“文化热”的兴起 ,文艺领域中各种“禁区”的逐步突破 ,固然反映了时代的躁动 ,但由于很少进入到深层次的学…     

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方法的启示

问题的提出恩格斯有一段名言: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我认为这一思想即是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历史感”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和内核。这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它成了“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但人们通常都没有注意到恩格斯对“历史感”的强调,却片面地理解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下述批判:“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     

新实践美学的审美超越——答章辉先生

最近-个偶然的机会,读到章辉先生的文章<论审美超越--兼向邓晓芒先生请教>[1],之所以拖到将近五年之后才作这个回应,端赖自己孤陋寡闻.好在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受时间限制,并可趁此机会将笔者和易中天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的新实践美学的观点,结合对它的一些误解更清楚地阐明出来.     

《西方美学史纲》序言

1987年,我和易中天合作完成了一部三十五万字的书,取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和美学方法论的革命》,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