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用人以罚"驭臣术之负面效应——以刘统勋三度受罚为切入点

乾隆"用人以罚",此种驭臣术是对传统理想君臣关系的逆转."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当朝名臣刘统勋三度起伏便是具有代表性案例.封建帝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驾驭臣属,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强王权,强化王权统治.但"用人以罚"并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     

明代祖训与宗室犯罪的量罚问题

祖训是明太祖训导后世子孙的皇室家训,是明代预防宗藩犯罪的法宝,朝廷惩治宗室犯罪的利器,并被奉为处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圣条,经过明初的政局变动和后来宗藩政策的变化,祖训的神圣性虽不曾改变,但罪宗的量罚并不遵依祖训教条,而只是一种旗号,假借祖训名义的量罚,对于惩凶除恶、打击犯罪有害无益,宗藩问题的特殊性始终没有改变.     

共罚的事后行为论及其展开

在前行为因为缺乏责任能力、超过追诉时效以及难以证明等因素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应该单独评价事后行为,故而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未必"不可罚",称"共罚的事后行为"较为妥当.参与共罚的事后行为的,也能构成犯罪.除作为共罚的事后行为只定一罪外,有关吸收犯和牵连犯,均应数罪并罚.盗窃银行存折并使用的,应以诈骗罪定罪.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使用的,应该数罪并罚.     

西汉诏策与帝王的经学师受

西汉诏策多为帝王自拟,且诏策的风格与帝王的行事个性颇相符契.西汉诸位皇帝的从师问学情况,除高祖和文帝,其余皆史有详载.西诏诏策的内容及风格与帝王的经学接受有关.帝王接受的经学观念不同,诏策内容亦随之发生变化.帝王对经学所持的态度不同,诏策风格亦有区别.     

偶然防卫不可罚说存在的疑问

偶然防卫的案件在实践中比较罕见,但是该问题对于区别学者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具有试金石的作用.随着结果无价值论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偶然防卫不可罚说逐渐有力.但是不可罚说在偶然防卫的概念、论证思路等问题上存在疑问,且在具体案件当中,贯彻不可罚说可能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因此,采取未遂说,在极其特殊的场合肯定偶然防卫的不可罚性是比较稳妥的结论.     

中国古代同案不同罚现象研究

考察我国古代同案不同罚现象可以发现,君主等特权阶层的特权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政治背景；儒家思想渗透于司法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文化因素；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制度局限；“无供不定案”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证据规则.     

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多重原因

萧梁帝王诗歌体裁琐屑,其原因颇多.除了萧梁帝王喜好平俗外,乐府民歌的启迪,赋对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学观念的演进,学术研究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等都是导致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原因.萧梁帝王的诗歌,主题和风格均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而"赋"这种文学形式,更能表现萧梁帝王逞博示能的文化心理,所以,在诗歌中,他们也借鉴了"赋"的艺术技巧;进而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萧梁帝王的文学观念,亦使题材趋于琐碎,他们的学术研究,更使其诗歌题材广泛化.     

从写形向写意过渡——萧梁帝王诗歌的审美特性

萧梁帝王的诗歌题材琐屑、体式较小,却借用汉赋手法,全方位刻画景物或人物,具有繁缛与形似的特征.当萧梁帝王在相对开阔的空间内精选几处物象,稍作点化,并间之以情时,其诗歌立即体现出简净小巧的风致.萧梁帝王的诗歌,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写形向写意过渡的审美特点.     

千古学者短命帝王——兼以《金楼子》来论萧绎

梁元帝萧绎虽然也是一代帝王,但综观他的一生,他在文化上的成就远大于他在政治上的成绩,所以论萧绎,首先应肯定他是一位学者,然后才能视他为一代帝王.作为学者的萧绎比作为帝王的萧绎在历史上更有地位.     

论软商法

在商法的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关于软商法的研究,就是思想解放的一个表现.软商法是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间接产生某种类似于法律效果的市场交易规则.法多元化理论、回应型法理论、活法理论可以作为其理论基础.软商法至少具有三方面的价值:效率价值、补充价值和转化价值.制定软法的权利来源,一方面是制定主体权力的变异,另一方面是成员的让渡.为了执行软商法,制定主体通常以名誉罚、身份罚和财产罚作为保障执行的措施.     

中韩法人犯罪中双罚制的比较研究

我国和韩国的刑法在法人犯罪的处罚上都采用双罚制,即既处罚法人组织体(处以罚金刑)又处罚法人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刑).双罚制虽然在两国的法律中反映出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两国刑法对法人犯罪的承认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双罚制在责任依据、结构模式、处罚内容方面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在韩国,“两罚规定”中对直接责任人员一律处以与自然人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而且“两罚规定”对法人组织体和直接责任人员规定判处的罚金刑都是限额罚金刑,尤其是在食品卫生法、建筑法等重要的经济法领域对法人组织体判处独立且高于直接责任人员的罚金,以此来提高对处罚法人犯罪的综合效果,进而达到预防与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因而韩国双罚制的具体内容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论先唐封禅文的体式演进

封禅文是劝导、宣扬帝王封禅或在封禅大典期间歌颂帝王功德的文章,以颂德为主,多属韵文,文风庄严,主要赞美当朝君主的功绩,宣扬当朝政权的神圣性、正统性.先唐碑刻式封禅文文风质朴,运笔简约；奏议式封禅文则以当代帝王的功业为依托,在写实的基础上歌功颂德,逐渐远离了赋体,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屈原帝王情结探析

帝王情结是屈原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忠君、尊君、骥君、思君、罪君、惜君、哀君、伤君、痛君等复杂微妙的心理情感构成了屈原帝王情结的深邃内涵,这份凝重的帝王情结缘于屈原心中对楚国深沉的挚爱。先秦帝、王观念是屈原帝王情结生成的重要心理渊源,儒家先王崇拜思想是屈原帝王情节生成的文化渊源,而宗法观念最终促进了屈原帝王情结的形成。     

汉武帝的政治和尊儒的限度

汉武帝的政治以重建帝王威势为最高目标.尊儒确实存在,但是武帝尊儒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既体现为儒学没有获得"独尊"的地位,也表现为儒学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儒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儒学及其研习者不能超越武帝重建帝王威势这个界限,也即尊儒不能与权归中央、权归一人、立威及立功冲突.     

中国古代帝王巡游活动述论

中国古代帝王的巡游是指较远距离、较长时间、较大规模的帝王出巡、游历过程。帝王巡游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兼有经济、军事、文化意义，还有个人娱乐的目的。把帝王巡游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唯我独尊”的帝王治国安邦的良苦用心，而 且，也能使我们窥见与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帝王赏山娱水、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     

清康熙、乾隆二朝明史观之比较

康、乾二朝是清代明史观形成的两个重要时期.虽然二帝都强调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编纂明代史书,但对明史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总的来说,康熙朝对明史基本持肯定态度,重点突出明代帝王的功绩而淡化其缺点;乾隆朝则对其持贬低态度,夸大其失误与不足而淡化其政绩.之所以如此,与两位帝王的气度和两朝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     

审计处理处罚模式及其效果:基于地方审计机关数据的实证检验

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有两种模式,一是单罚制,也就是只对违规单位或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理处罚;二是双罚制,也就是既对违规单位进行处罚,同时还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从理论上来说,双罚制的效果好于单罚制。基于全国地方审计机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单罚中的上缴财政和归还原渠道资金对抑制被审计单位违规行为有显著作用,而减少财政拨款、应调账处理、移送处理都不具有显著作用,各种双罚措施都不具有显著作用。出现上述悖论的主要原因是单罚措施特别是对人的移送处理力度太小,从而对抑制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没有显著作用。     

古代奏议继承价值探微

“奏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臣下上奏帝王的文书的总称.属于古代上行公文的一大类.历朝奏议具体名目繁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奏议种类有上书、章、表、奏、议,对、疏、封事、札(答刂)等.由于中国历代王朝政出一人,所有臣下的意见都必须通过上书的形式,反馈给帝王,所以造成“奏议”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又由于要使帝王接受采纳自己的意见,写作时就必须精心构造,因此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对这些名篇佳作,人们历来注重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从公文的角度来研究它们的价值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公文写作的角度,谈谈古代奏议的继承价值.     

单位犯罪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

新刑法对单位犯罪作出了规定并确立了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辅之的刑罚原则。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无论在双罚制还是单罚制中都被规定了刑罚处罚。本文试图对单位犯罪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进行探讨,以对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