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地域文化特色的纪念品设计研究

从历史发展、地域特色、社会特性、少数民族、产业文化等方面,对攀枝花这座老工业城市进行分析。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攀枝花地域文化的提炼,运用系统的产品设计思维,对攀枝花地域文化特色纪念品进行设计,并不断优化。在探索攀枝花在康养旅游等方面的特色纪念品的同时,逐步提高攀枝花第三产业的应用价值及文化内涵,打造康养、旅游、文化为一体的新兴城市。推动攀枝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文艺与环境──苗族与蒙古族民间文艺生态比较

一、民间文艺生态比较的意义民间文艺包括民间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各种艺术形式不同，但都是以审美为主要功能的审美文化。人类为适应环境，满足自身本能的和社会的需要而创造种种文化，就像“一张满足社会基本需要互相联系着的网。”（马林诺夫斯基语）为满足人的吃、穿、住、行的需要，人们创造了物质文化；为满足结为群体、组成社会的需要，人们创造了制度文化；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人们创造了精神文化。作为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份的文学艺术，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审美需要，即对形、声、色的审美需要而创造的。人们为满足…     

浅谈新闻审美与时代的包容性

在传播媒介多样化的时代，当代新闻的审美创造立足于文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表现出追求真、善、美，追求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的完美统一，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一致，在表达方式上更追求个性，注重受众的需求。人们对新闻的审美，主要体现在对内容的吸收、消化、借鉴和对精神需求的期待、获取和满足上。此外，盛行网络的审丑事件背后也有群体的审美诉求。     

论文化消费环境与审美意识

在现阶段的文化市场中，消费群体不同的文化修养，不同的人格品位，不同的情趣爱好，不同的审美意识，将选择不同的消费环境。因此，正确认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努力建构审美心理导向机制，发挥理论的引导作用，强化法律的规范作用和注重环境的熏陶作用，是我们提高整个民族审美品位的关键所在。     

艺术在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的嬗变与阐释

在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从共时的角度，分析了当今艺术的嬗变，论述了构成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旋律审美文化、高雅审美文化、大众通俗审美文化的各自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大众文化的飞速发展，审美文化向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成为当今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     

精神寻根与偶像制造——写在《恰同学少年》热播背后

《恰同学少年》之所以热播，从审美文化视角看，是因其平民化视角叙事，将历史问题现代化，从立志、修身这一层面来营构了青少年群体的成才“白日梦”。湖湘文化则成为该剧的核心价值，满足了社会转型期观众进行精神寻根的审美期待。     

宋韵：宋代美学的文化肌理与现代意义

宋代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转折点。有宋一代，文尊武卑的政治格局，斯文传统的继承发展，使得文人阶层迅速崛起，并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审美走向。文人美学的兴盛以及理学思想的昌明为韵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韵根植于艺术生活化，文人以“韵”为纲开展的日常审美实践，催生了以“韵”为核心的美学，建立了以文人群体为审美主体的多视角多层次的美学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宋韵文化。以韵为中心的文人审美文化，具有世俗的生活美学向度。宋韵是以思想文化融入其中的美学，它不仅传承与演绎了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尤其是平淡美学，还为后世西方的极简美学和气氛美学提供了理论借鉴，更为中西美学跨越时空对话打开了空间。     

历史是如何被表述的——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口述史研究

在对攀枝花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的考察基础上,本文以口述史研究的方式对当地三国文化遗存与历史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所搜集到的当地口述材料进行分类,分析话语是如何作为历史传播媒介的;然后,对这些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进行了深层次剖析,讨论了公共历史是如何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族群文化被建构,个体又是如何在群体历史中发挥影响;最后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史学定义不同的"客观性",讨论了意义被赋予与确立的过程。     

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人格代表了华夏文化豁达大度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给人以“悦神悦志”的审美享受。本文从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两方面入手，认为苏轼人格立足于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代表了宋人立足社会的心理归隐方式，是宋代文人群体心态的反映；它具有风流标格、随物赋形、自然萧散、诙谐戏谑的美学特征。     

应当正视的负面效应──略论市场经济下的审美文化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社会和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与契机，其中对审美文化的建设造成了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近年来市场经济给我国审美文化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并提出了正视与克服这些负面效应、保证审美文化健康发展的设想和对策．     

中英广告语言审美对比研究

本文运用对比方法分析了中英两种广告语言表现出的不同审美倾向和造成这种倾向的民族文化成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与英美文化天人有别的文化观;(2)中国注重人际和谐的群体意识与英美文化推崇个人发展的价值观;(3)中国注重美与善的统一,而英美人则侧重美与真的统一.文章认为,这些民族文化价值现是中英各具审美特色和审美倾向的广告语言的文化成因;同时认为,这种审美倾向还可能对广告功能带来正负影响.     

目的论框架下广告翻译策略与技巧

目的论框架下的广告翻译注重目的语国家受众的群体语言习惯与文化背景,有目的性地倾向于受众群体文化的审美情趣,保证了广告对产品的宣传功效。目的论框架下的广告翻译应坚持目的性原则,语言应简约而不简单,并准确把握文化脉搏。目的论框架下广告翻译技巧主要有三种:创意翻译、直译和意译。     

信息文化潮流与当代审美文化的范式转换

以网络文化为主导的当代信息文化潮流有助于促成比较对照、鉴别反思的审美心态和审美思维方式，破除绝对美、普适性审美理想的神话，它使传统的源于现实社会、民族国家、空间和地方的审美惯例遭到了挑战。网络传播全球化扩大了人们交往的范围，促成了新的网际关系和新的人际审美关系。同时，在当代信息文化语境中，审美和文艺接受的客体对象呈现出了极大的复杂性。数字化革命使物质型经济向信息型经济转变，也使文化创意和形象战略日益凸显，新异性与新奇性成为重要的美学标准和追求。     

接受美学视域下元代蒙古族的审美期待与元曲的发展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生命系于读者,存在于读者的阅读之中,一旦离开读者,文学作品也就丧失了现实的价值。一方面,读者不是盲目的接受作品,而是以自己的选择、淘汰、肯定成为文学史的能动构成因素。另一方面,接受群体的审美期待视界要受到时代文化整体的制约。与此同时,接受群体会根据自身的特质、喜好而将审美体验反馈给创作群体,反映到文学作品中。这些因素正体现了元代蒙古族与元曲发展之间的关系。     

论朱光潜与京派文学群体审美趣味的同一性

朱光潜与京派文学群体之间审美趣味的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思想基础看,都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自由主义的融合;二是从审美立场看,都信奉审美本位主义,反对文学的社会功利化;三是就艺术理念而言,都反对极端的写实主义及极端的理想主义,而崇奉陶渊明式的田园写作。朱光潜与京派文学群体之间审美趣味的同一性,意味着美学的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实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消费时代语境下的审美与文化研究

虽然文化研究自出现之日起就与审美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时至今日二者又都极力试图把对方从自己身边剔除出去，以此来竞争文化批评中的领导权。面对当前这个被超级美化的虚幻的世界，文化研究在极力表现出对美学的不信任与排斥的同时又被审美所诱惑，表现出审美主义的意味。也许审美与文化研究这种晦涩迷乱的关系才真正是文化研究多元性与相对性这一真实面目的外现。     

城市文化生产中的农民群体与国家审美形象构建

全球化市场体系的存在使国家审美形象的日常构建在各国城市文化生产中完成。中国城市文化生产的特质是必须面对农民群体作为弱势文化生产者的现实。回顾建国后的城乡关系更迭,文化政策变迁,会发现通过近十多年来文化平等参与意识的增强、公益性和经营性等多重文化生产渠道的逐步建立,我国城市文化生产环境已经为农民参与到文化生产过程提供了现实条件。这一事实使中国国家审美形象的构建已经能够表现出历史性、情感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     

两种中国味的美感形态——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审美特征比较

本文从文化学和文艺美学角度阐述了赵树理主要受中国俗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入俗美和汪曾祺主要受中国雅文化熏陶而形成的素朴美的审美特色，并考察了这两种美感形态在他们作品中的体现，最后探索了赵、汪二位审美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形成的过程及其对各自的审美特色的制约作用。     

艺术人类学与美学研究的范式变革

美感研究要改变旧有的范式，可以艺术人类学作为立场，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形式、日常生活等的分析去探究人，通过对社会、心理背景和传统习俗等的研究把握人的审美生成和发展可能。把跨文化比较落到实处；以区域性的美学研究个案，勾勒可能性较大的地缘性审美发生、发展的脉络。进而挖掘各种文化区域中的生成机制、复杂的表现方式等，并以之作为解决当下美学研究困惑的契机。     

基于文化维度的动漫衍生品设计思考

作为设计文化和动漫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动漫衍生品不可避免地会与文化产生交集,形成了相对独特和具有深厚发展潜质的文化维度。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属性以及审美文化属性日益彰显,形成了具有强劲群体文化个性的文化现象,构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文化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