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负效应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探析

网络环境中“信息茧房”负效应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个体信息碎片化下的认知偏差;第二,个体“情绪偏爱”下的选择性接受;第三,群体效应影响下个体的非理性共享。具体表现为网络谣言、“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发酵;网络泛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消解;多元文化圈对个体特别是青少年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传统人文精神塑造的挑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新形式,面对“信息茧房”负效应,亟须发挥引导作用:通过转变话语方式、思想价值引导突破网络社群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信息“把关人”和议程设置;强化网络法治意识;树立网络用户正确的文化消费观,促进拟态环境下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网络生态健康发展。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长效机制的构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网络霸权地位，加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在分析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长效机制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领导监管、预警反馈、信息疏滤、内容“保鲜”等层面构建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框架体系，并分析机制运行的条件、策略和保障，有利于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网络思想文化阵地，抵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如何应对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网络渗透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重要政治思想资源具有维护国家政局稳定、提升政治正当性、抵制削弱敌对意识形态渗透等功能。互联网作为高效便捷的信息传递系统,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互联网技术优势,以"互联网自由"为借口,力图使网络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这必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我国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揭示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自由主义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同时探寻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发展潮流的价值共识,实施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阐释力、传播力、影响力与控制力,从而有效抵制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与侵蚀。     

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日臻成熟,通过“网络算法”推送个人感兴趣的信息形成的“信息茧房”却让受众成为“信息孤岛”的“原住民”,它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递;导致“沉默的螺旋”不断增大;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计算机通过大数据隐性地给个人匹配相似的信息,并为用户推荐相似的传播方式,这些现象都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消解和孤立的作用。个人慢慢会处于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困境中,因此,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管者牢牢掌握话语权;转变话语的讲述方式;提高网络信息的供给侧改革;占领网络领域的主战场,防止意识形态领域主体空间的挤压和缩小。      

“信息茧房”效应下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守正创新

数字时代的传播环境变迁影响着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一方面,多元载体、媒体融合和科技赋能催生的多样化表达,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另一方面,制度模糊、“去中心化”和圈群固化的现实困境,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分化、消解的潜在弊端。学生圈群“信息茧房”效应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的外化表征,也是重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着力点;“信息茧房”的瓦解与预防,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守正与创新的重要战略。唯有严把信息入口、整合信息出口、强化精准供给,才能为夯实意识形态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提供现实基础;唯有推崇表达创新、强化氛围营造、发挥技术效能,才能为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创新开辟更大的可能。     

“信息茧房”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的矫正

智媒时代下,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为人们提供获取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茧房”式的负面影响,使处在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大学生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模糊、个人思想被群体束缚、理性自觉沉默等情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构建培养理性自觉意识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体系,是破解“信息茧房”的有效途径。实现社会、学校、家庭之间合力共育,完善社会多元主体治理,建设家文化“保育带”,可以引导学生从他律到自律,在觉解中“破茧成蝶”,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提升。     

论媒体融合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策略

在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仅面临挑战也迎来了机遇,主要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所面对的受众更为广泛,渠道更为多元,内容更为普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加具有立体性和纵深度;媒体融合发展使得传播效果得以提升。据此,提出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四种策略,包括：创建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话语体系”;以受众为中心,充分借鉴互联网思维的“用户导向”;积极培育受众的意识形态素养;加强意识形态引导,运用一定的监管方式。     

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

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网络社会”的自我存在样态、社会关系样态及主体间互动样态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网络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新样态。“网络空间”作为具有鲜明主权特征的虚拟化“第五空间”，亦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而话语权的争夺是核心内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正演化为全球性安全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疆域。我国正面临着由网络社会虚拟化无界性特征而衍生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控制着互联网的“制网权”和“制信息权”，挤压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网络负面信息呈放大效应、网络舆论引导力式微，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面临压力。因此，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课题。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

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在宽松的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存在。跨境交流的网络信息、宣泄情绪的网络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思潮正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优势。为此,应运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以科学的信息预警维护网络主权,以有效的舆论疏导赢得网络认同,以多样化的红色文化传播拓展网络阵地,以文化力、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提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渗透功能。从而建构全方位的风险防范机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五大着力点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着意识形态主导权，影响着意识形态安全。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众多话语主体的相继出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信息碎片化、表达泛娱乐化、话语“平权化”、传播方式圈层化等不利影响，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当前，必须把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重点解决好“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在哪里说”等问题。应通过打造话语主体、创新话语内容、融合话语媒体、增强话语导向、扩大话语空间等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胜任力、说服力、传播力、向心力及国际影响力，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筑牢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辨识与应对:网络圈群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依托新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在追求个性化网络生存的同时,又在不断建构风格与功能各异的网络社群,形成了以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性化复杂耦合为典型标志的网络圈群化现象。网络圈群化源于主动构筑和被动构筑的综合作用,正在不断构建公众网络集体生活的新样态、新图景,也在持续为各种社会交往营造新载体、新空间。网络圈群有利于全社会的关系聚合、信息交流和情感传递,给公众带来了高效、便利的交流机制,但其内蕴的封闭性、同质化、排外性等特征也暗含着诱发不良社会舆论乃至意识形态风险的潜在威胁。相关风险主要表现为因圈内意识形态倾向难以准确把控而造成的对外遮蔽风险、因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深度融入壁垒而造成的交互区隔风险、因圈内不良思想动向难以及时化解而造成隐性传播风险和因圈内观点极化进程难以有效避免而造成的同质共振风险等多种样态,亟须通过立足网络圈群生成与演化规律推进科学引导,统筹法律、制度和道德等维度综合治理作用,协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深化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双向赋能等举措加以辩证施策、积极应对。     

微传播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制度构建

微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传播主体多元、信息体量剧增、信息传播交互、传播价值多元、传播内容碎片化等特征.传播主体多元要求改变以往单一主流意识传播格局;信息高速发展要求进行适当的信息疏导及总量管控;信息交互传播要求意识形态阵地应实现对话式宣教;信息价值多元要求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合规性监管;传播内容碎片化要求意识形态传播应进行话语转化.当前我国应着重健全主流微媒体意识形态宣教长效机制、完善特别群体信息疏导及总量管控机制、建立意识形态对话式灌输长效实施机制、实施微媒体意识形态风险分级监控制度和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微话语传播交流机制.     

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网络群体极化的发生是由网络环境下群体行为的心理特征、沉默的螺旋及网络中无处不在的信息过滤与茧房共同造成的。大学生作为使用网络的主力军,在信息的选择和接收上也更容易走向极端。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主要表现为网络环境下的从众心理、简单化思维、长时间沉湎于劣质信息的茧房。大学生网络群体极化的防治要靠培育学生的责任意识、思政工作者的正确引导及政府对网络的监管共同发挥作用。     

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的效能与进路

全媒体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境遇。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和传播媒介的跨形态整合，面临着传播主导性泛化与降维、思想引领力旁落与消解、话语权威性衰减与蒙尘、认知共同体茧房与阻滞、价值安全线模糊与损坏的实践困境，具有突破时空界域的能动性触达机制、依托富媒框架的沉浸式共识建构、强调平等交互的轻量型话语阐释、彰显分众需求的精准化供求模式的效能，应该通过健全体制机制，“一元化+博弈式”增强价值引领；锐意破壁创新，“正能量+大流量”培育传播动能；扩容技术接口，“精准化+普适性”丰富传播方式；协同多元主体，“把方向+造血液”壮大传播阵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算法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评述

伴随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全面普及应用,原本只存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被推上“前台”,凭借其技术逻辑与技术特性,逐渐僭越其技术中立性,日益同各类意识形态共生共融共进。学界对算法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聚焦在如下层面,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资本逻辑渗透、“受众本位”重塑、“茧房效应”遮蔽、算法“黑箱”操弄等挑战,呈现出方法隐蔽、手段多样、传播面广、破坏性强等新特点,对此应从价值、技术、平台、主体与法治等维度进行有效防治。就研究现状而论,学界深化了研究层次、创新了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与方式,但也存在研究前瞻性欠缺、研究针对性薄弱、研究内容重叠、基础理论研究逊色等不足。今后,我们需要注重经典文本、增强问题意识、补齐理论短板、加强观点创新、增强前瞻意识以及拓展研究思路,为不断深化研究做出不懈努力。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动力、特性及其规制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包括由公共权力塑造的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和网民取舍与构建的网络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后真相”时代,政治情感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政治信念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动力,政治道德与政治正确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底线根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具有多元性、去中心性、虚拟性、非理性、平面性、互动性、碎片性、变异性的特点。只有遵循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及其特性,才能对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网络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治理。新时代落实宪法和法律权利,完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动态平衡制约机制,构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立体复合干预机制等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治理的主要措施。     

社交媒体环境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探析

基于广泛用户基础和强大技术赋能的社交媒体给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时代境遇,其传送时效促进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圈层文化重构了传播生态的宣教场域,意见领袖丰富了传播内容的涵化效果。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场域下,也易产生多元思潮离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导,话语表征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算法权力控制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偏向等风险挑战。因此,应从培育主体素养,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丰富人文内涵;强化平台建设,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夯实宣传阵地;完善话语策略,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升话语权威;健全监管体系,为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创设制度保障等维度,积极探寻社交媒体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化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及其治理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基于互联网生长生存的网络意识形态具有多维性、长期性、隐蔽性和全局性等特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于网络文化、网络舆论和网络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厚植网络文化,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引导网络舆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的管理权;引领网络思潮,巩固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价值、藩篱与实现路径

网络圈群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新兴概念，是人的“结群”需求在互联网空间的实现。凭借交往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内部的隐蔽性等，网络圈群受到大众追捧。但同时圈群中具象性思维图式、现实性诉求、碎片化信息以及互动式参与模式等也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困难与挑战。提升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需要从加强转码引导、创新叙事方式、优化内容建设、坚持科学灌输等四个方面进行推进，在具象认知中塑造认同、在情感共鸣中坚定认同、在主流引领中深化认同以及在互动交往中巩固认同。     

以智增力：智能媒体时代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探究

媒融万物、人机共生、虚实交融的智能媒体正深刻改变着党发挥思想引领力的格局和模式。因此,在新的时空环境下,不断保持和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对于提高党管媒体成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优化社会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蕴。然而,技术变革是把“双刃剑”,智媒技术的更迭也不可避免地使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效力发挥面临新挑战,具体表现为数字致瘾侵蚀主流话语权威、算法操纵引发边缘化隐忧、信息茧房冲击社会价值共识以及网络圈群阻滞主流价值传播。为此,可以从重塑智媒传播环境、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培育主体智媒素养、突破网络圈群壁垒、调适媒体传播话语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智能媒体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