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

绿色创新效率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的融合点,已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域省际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空间溢出渠道逐年增多,空间关联网络密度逐年提升,各省市皆受到其他地区和整体网络的影响,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逐渐被打破,网络结构也日趋稳定,但各地绿色创新效率的协同发展仍有待提升;网络中板块的形成打破了传统行政边界的桎梏,各省市逐渐由离散走向联合,扩散辐射作用使流域省市间形成集群化发展;板块间关联传导机制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马太效应”明显;此外,囿于流域间在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创新环境的较大差距,跨地域创新合作的意愿与动力被削弱,绿色创新效率的要素流动受阻,导致省市间存在关联的概率降低。因此,流域省市应依据其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从整体上把握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空间传递机制,形成“属性—关系”驱动型发展思路,缩小绿色创新环境差异,促进要素跨地区流动,进而实现全流域经济的绿色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提高城市创新水平的路径探究——基于“TOE”框架下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是驱动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提高创新水平的差异化机理,以“TOE”分析框架为基础,采用fsQCA方法对2019年中国100多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经济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协调机制,尝试解释数字经济作用于城市创新的复杂路径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从必要性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任何单一要素都无法构成区域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2）组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路径分别为技术—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环境型三种,数字经济各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最终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区域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数字经济作用途径具有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主要为均衡型,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为组织—环境型。     

数字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优化策略——基于31个城市政务热线案例的组态分析

政务热线是政民互动的重要渠道,也是大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平台。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我国31个城市政务热线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技术、组织与环境等条件对政务热线服务质量的组态效应及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政务热线服务质量受到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单一要素并未构成高水平服务质量的必要条件。2.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存在政务热线高水平服务质量的五条路径,可归纳为三种组态类型进行解读,分别为“技术-环境型”“组织-环境型”与“要素联动型”。地方政府应立足“市域”实际情况,在秉持因地制宜方针的基础上,加强技术管理能力,完善组织机构设计,促进公众积极参与,以实现政务热线服务质量优化,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     

研发能力、市场竞争与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通过整合TOE框架,以80家上市物流企业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上市物流企业产生高与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分析三重层面因素影响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和抑制路径。结果发现,在5条产生高创新绩效和4条产生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中,均存在三重层面之间的替代关系。其中,高创新绩效有“创新-竞争驱动型”“研发-竞争驱动型”“三重层面并驱型”和“结构-竞争驱动型”4种不同模式,且在4种模式中均存在市场竞争势力的共性因素;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势力均为核心变量,在促进上市物流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长三角地区人口结构驱动绿色创新的 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依据人口经济理论,从人口的自然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3个维度选取8个前因条件变量,运用fsQCA和NCA方法,探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的人口组态与路径。结果显示：单一人口结构指标均不构成城市高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存在5条路径,即全面提升驱动型、科教驱动型,城镇化-科技驱动型、城市集聚-科教驱动型和科教-老龄化驱动型;科技研发人口是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对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七普时,人口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效应更大,且老龄化作用显化,组态和路径更丰富。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个体与情境因素激活农户绿色生产的路径

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个体与情境两个层面6个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陕西和山东樱桃种植区的278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多重并发因素和作用机制,识别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提升农户能力在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个体和情境6个因素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农户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多样化条件组态,可以分为个体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激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驱动型等4种类型,且与低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中国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多元路径选择——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大数据产业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调整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商业模式的新动力,探究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多元路径有助于推动大数据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以TOE框架为理论分析模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分析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多重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大数据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供给是核心影响条件;同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结果概念化出四种大数据产业高水平发展的提升路径,即财政资源支持下的大数据发展水平驱动型、财政资源支持下依托组织规模与技术设施驱动型、财政资源支持下依托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组织规模驱动型以及技术-组织-环境联合驱动型.     

大数据赋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价值与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变革问题,更是技术与治理二元叠加裂变后的信息化技术与组织、环境的深度融合发展问题。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政府建设差异化路径的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究。以TOE为分析框架,采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深入挖掘中国31个省(市、区)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推进路径。研究表明:政策驱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是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障;高水平的数字政府建设路径存在差异化,不同影响因素的适宜组合可推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在特定资源要素组合下,完善技术能力、加强财政供给能力与政策驱动是快速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必不可缺的条件。其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背后复杂的因果机制,为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高水平数字政府提供借鉴。     

新能源汽车产业商业模式创新多要素联动机制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种群关系理论,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划分为不同生态位 企业种群。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资源基础、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激励水平和环境动态性 5 个维度出发,探究不同生态位新能源汽车企业种群商业模式创新的联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低生态位 企业种群存在“技术创新-激励水平”“技术创新-环境动态性”两种高水平商业模式创新联动机制;中生 态位企业种群主要通过内部资源基础和企业家精神驱动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发展;高生态位企业种群存 在“企业家精神-环境动态性”“企业家精神”“激励水平-环境动态性”三种商业模式要素联动机制。     

农业污染视角下的安徽省农业绿色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将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两个方面分别测算了2010—2019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在静态效率方面,2010—2019年安徽省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年均值为0.946,整体水平未达到有效状态,呈现微“M”型波动上升趋势;在区域差异上,呈“皖南高皖北低”的渐进趋势。在动态效率方面,2010—2019年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其中,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二者共同推动了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绿色技术效率;不同区域和不同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通过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换率,拓展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空间;制定并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提高农业污染治理效果;形成安徽省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缩小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3个方面来提升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营商环境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基于282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实际，提出理解城市异质性下营商环境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难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但不同要素的组态路径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发达城市存在两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经济欠发达城市则存在五种营商环境可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两类城市在各自组态路径中的核心条件不同，且路径间存在“殊途同归”的潜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不同地区高质量发展背后营商环境要素间复杂互动的本质，为地方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探索高质量发展特色道路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fsQCA分析

文章立足系统理论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途径及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等单一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的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关键因素；（2）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类型包括：“信息化-政策支持”驱动型和“互联网-数字交易”驱动型。低组态驱动路径有三条，与高组态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关系；（3）各地区在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组态表现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差别。为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策略，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优势，优化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     

幼儿园教育质量要素组态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基于复杂性理论和系统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索幼儿园教育质量要素组态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单个幼儿园教育质量要素均无法构成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其以相互链接的组态形式才能驱动或阻碍儿童语言的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驱动儿童语言发展的组态有2类,分别是管理引领下师资驱动型和家园社区协同下课程驱动型;阻碍儿童语言发展的组态也有2种,分别是管理不善下家园社区脱钩抑制型和师资队伍薄弱抑制型。对比可知,驱动和阻碍儿童语言发展的前因之间具有非对称性。幼儿园管理者应转变“单因素决定论”和“因果对称性”观念,坚持“多因素决定论”思想,并基于幼儿园资源禀赋,通过构建家园社区协同机制,引导家庭、社区深度参与课程建设,或者努力提升管理水平,强化师资队伍保障,以此促成在园儿童语言的发展。     

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的重大战略目标之一,而提高其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GTFEE）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GML指数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区、市）2004—2020年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评价,并结合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ESDA）和Tobit回归分析探究其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偏低,下、上、中游依次呈递减态势,各地区差异明显;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但是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空间集聚性,主要以H—H集聚和L—L集聚为主,且较为稳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会推动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以上发现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基于不同环境规制的我国区域能源效率研究

提高能源效率是实现节能降耗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利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0—2014年全国各省市在一般环境规制和严格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引入ML生产率指数并对其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两部分,分析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严格环境规制下的能源效率低于一般环境规制下的能源效率,环境规制的强弱程度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更明显。严格环境规制下的能源效率受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更大,说明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绿色”能源效率。     

新兴技术企业协同创新驱动因素及绩效研究

协同创新是新兴技术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有效地突破多个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实现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文献研究,提出了新兴技术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模型,以及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内外部驱动因素,以湖南省内新兴技术企业为样本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外部驱动因素中的技术因素和市场因素直接促进协同创新绩效,且影响显著,而政策因素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则表现为间接促进;作为内部驱动因素的研发能力、协作能力、网络关系和创新意愿等因素均表现为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同时还发现,除网络关系外,内部驱动因素中的研发能力、协作能力以及创新意愿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均受协同创新组织形式调节作用影响。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