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鲁国文化与先秦儒家法律传统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法律传统受鲁国法文化的深刻影响.鲁国继承周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了浓厚的礼乐氛围,故而在治国领域坚持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方针.儒家产生于鲁国的文化土壤之上,其礼治思想、德治思想与刑罚思想多来源于鲁国,但又对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

“大同”和“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法律理想，但现实社会中的儒学。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的作用。“宽猛相济”代表了儒家对待德礼和政刑的立场。以德治、礼治、人治所构成的儒家治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也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     

略论李大钊对传统道德观的批判与改造

李大钊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道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在经济基础的变动中，必然经历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道德政治的统治模式。周秦以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强调以德治天下，把伦理道德作为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秩序必不可少的工具。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周公（姬旦）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等治理国家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治”与“法治”相…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的启示

实施以德治国战略 ,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搞好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吸收 ,使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德治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四点启示 :一、建立道德存在的现实基础 ;二、广泛树立道德榜样 ,使人们对道德产生敬仰 ;三、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四、德治与礼治相统一。     

为国以礼:西周礼制的"法"文化形态

西周时期是中国法文化的基因形成期,主要内容包括“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及以“法度”思想的孕育,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法制的主体。     

“以德治国”的源和流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以德治国”的源“以德治国”是对国内外治国传统，特别是对我国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中外历史上都有不同见解，被史学家概括为“人治和法治”的争论。这种争论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儒法之争，在西方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主张。无论是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还是中国古代贤人治国的“德治”思想，最终都导向人治；而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道”与“普遍服从”的法治思想与中国古代…     

论周公“和”的思想

周公在《尚书·周书》、《逸周书》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和”的思想。周公认为“和”是君王“受大命”和建设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从而强调民族的和谐与国家的和谐，并进一步认定实现“和”是以君王的政治清明为前提的。周公初创的“和”的理论，引领了后世“扣”文化的发展。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从“天人合一”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更是传统儒道思想的理论硬核。无论是儒家的“以人为本”，还是道家的“回归自然”，最终都在“天人合一”那里找到了其理想归宿。“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之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积极入世和道德至上的特色     

孔子史学观念发微

本文以符号“史”发微孔子史学观念,认识到其“循礼以持中”的史学观念上承周公,而予以规范,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双重影响;并且其“循礼以持中”的史学观念与其礼乐德治的思想是相贯通的。     

孙中山“三民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结晶。他在追述“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时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门“因袭”传统文化是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孙中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创新思想。‘“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影响巨大，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旗帜。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诸多言论中，孙中山从传统文化中广泛吸取有益于革命需要的东西，并适时地赋予其新的意义。从“驱除邀虏，恢复中华”中，可以看出，孙中…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狱神皋陶形象文化探究

皋陶是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造狱的先驱，被尊为狱神。皋陶被塑造为狱神的主要原因：他被认为是“法之宗”，“道之宗”，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法治理想；他创刑律、造监狱。是中国刑法的鼻祖。皋陶的思想和业绩形成的皋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他被当作祖师神、行业神受到狱吏狱卒等从业者的崇拜；也被当作生活保护神，受到囚犯和普通民众的崇拜。对狱神皋陶形象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探讨我国民间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以礼入法”法律文化微探

一、引言“礼法”二字是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彼此之间关系的点睛之语。“以礼入法”，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完备于宋明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经历了上干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最终积淀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态。今天，“以礼入法”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它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以礼入法”的价值观予以重新反省和准确把握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试论荀子的礼治模式

战国时代,荀子和孟子开辟了孔子儒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从此,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艺术、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儒家化的基础。而如果说孟子在思想层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浸入了儒家的价值论和精神,那么,荀子则在实践层次上塑造了中国礼治的基本形态。荀子认为,“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这段表述简明地概括了其礼治模式的基本方面。“礼始乎棁”是说礼始于对人本性的的收敛和约束。“成乎文”是指礼落实到礼之文饰上面,使礼具有规范的实在性。这种礼的规范性在孔孟那里具有外在规范和内在道德的双重意义,而在荀子的礼学思想中,过多过重地强调外在规范性,并借助政治、法律的权     

“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

“述而不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其本义有待厘清.它不仅是儒家的言说方式,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伴随着整个传统学术的变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亦与之有着密切关联,中国阐释学中的崇古、依经立义、推源溯流、本事与索隐等阐释学思想都受“述而不作”思想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