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国际趋势其中国贫困走向进行相应调整,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贫困动态性研究

贫困的研究应注重其动态性。从贫困动态性的内涵和外廷，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发生率及决定因素，贫困进入与退出概率及影响因素以及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减少对策等方面对贫困动态性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梳理。研究发现，虽然不同研究在中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发生率上存在很大差异，但短期贫困的发生率一般要高于长期贫困；不同因素对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水平、抚养比以及健康状况对长期贫困的影响较大；贫困进入和退出的概率较高，教育水平低、失业等会提高贫困进入的概率，而教育水平高、非农活动等则会提高贫困退出的概率；增加人力和物力资本投资和收益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等会有效解决贫困。     

贫困问题的国际阐释

与对贫困的物质关怀向人文关怀转化相适应 ,世界反贫困战略也经历了从单纯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向人力资本的投入倾斜 ,再过渡到向范围更广的反人文贫困的轨迹转化 ,对贫困的阐释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中国城市贫困分析(1989-2009)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主要针对农村贫困问题,但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干预将日益重要。从城市贫困研究容易争论的两个问题出发,简要介绍了中国城市贫困的由来及其原因,分析了城市贫困的特征及表现,并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实用了多种贫困测量指标对城市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得出了城市绝对贫困在1989～2009年期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相对贫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不公平程度也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等结论。最后,针对实证测量结果给出系列缓解城市贫困的建议。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论四种类型的贫困

贫困是一个具有多属性规定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由划分贫困标准多元化所决定的多层次概念 ,又是一个由多种相关因素构成的多方面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称。主要论述了四种类型的贫困 :物质贫困、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山西省新阶段农村贫困特征及致贫成因分析

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特征,山西减贫成效显著,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并呈现出以暂时性贫困为主,多维度贫困并存的特征。致贫因素也更加复杂,自然和地理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收入来源单一,非农就业不足;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教育负担过重;医疗负担过重,因病致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缓慢等成为山西致贫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山西新阶段贫困特征,为政府制定更有利于穷人的扶贫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需要调整吗?

本文认为,在现行的贫困标准衡量下,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发生率已低于3%,这部分贫困人口长期沉淀,难以逾越贫困的深渊;同时又有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大批量脱贫又大批量返贫,始终在贫困线边缘挣扎。出现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过低,因此,调整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对我国新时期扶贫战略的制定以及瞄准贫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收费政策下贫困研究生相关问题的界定与资助对策

研究生收费政策不仅加剧了研究生的原发性贫困,而且引发了研究生的再生性贫困。对贫困研究生从不同的标准和内容进行准确界定,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有助于更科学地对其进行资助。对贫困研究生进行资助应注意保证研究生公平享有“奖、助、勤、贷”的相关政策,建立国家、学校、院系和导师四位一体的资助体系,完善研究生突发事件的预警和自助机制。     

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

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区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扶贫战略 ,存在扶贫主体的政府主导性、扶贫客体的宽泛性、扶贫方式的简单性和扶贫行为的短期性等缺陷。因此 ,未来反贫困战略的设计应着重从扶贫主体多元化、扶贫客体微观化和扶贫政策规范化 ,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投资力度等多重视角进行     

关于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相对贫困人口有增加的趋势,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条件、地区发展差距、个人及家庭情况、失业等。解决贫困应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扶贫解困工作,防止工作流于形式;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制,使其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使失地农民获得真正的保障;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其封闭落后的状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教育,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环首都贫困"及其根源解析

贫困根源的分析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和关键。科学地分析导致贫困地区落后的根源不仅有利于寻找脱贫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可以拿出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本文通过对环首都贫困特征的分析,阐明制度贫困是其贫困的真正根源,并提出加速环首都贫困地区发展的相关制度创新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实践

少数民族减贫是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国际贫困测量的视角,将少数民族贫困测量理论和现实实践相对接,通过分析发现,少数民族贫困测量方法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贫困识别结果不稳定,实践中常用贫困测量方法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分析表明,各测量方法中识别出贫困户数由多至少依次是:多维贫困,主观贫困,参与式贫困,收入贫困。分析认为多维贫困方法测量少数民族贫困表现更好,在识别精度上,多维贫困的识别结果更符合农户本身认知、地方和政府干部认知和外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认知,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应当从简单的收入贫困观测转变为多维贫困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