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20世纪90年代后小小说女作家群概观及其文化意义

20世纪90年代后，崛起的小小说领域里一批女作家通过创作实绩呈现着独立姿态，充实和提高了小小说这一发展迅速的文体，并极大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某些本质精神，“她们”的群体意识和文化价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论新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天津文学创作不仅与梁斌、孙犁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原有的创作风格或以新的创作面貌进入到新时期的天津文坛,而且与蒋子龙、冯骥才等人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崛起有着更为深入的关联,他们在引领或参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同时成为天津文学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赵玫、肖克凡等人不断推出重要作品,但天津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集体消失使其进入了低潮期。这一状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观,老作家的回归、中年作家的勃发与年轻作家的突起,使得天津文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文艺争鸣》、《钟山》提出“新状态文学”

今年以来,国内文艺理论和批评界积极关注文坛现实,呈现出活跃之势.在文坛颇具实力和影响的《文艺争鸣》和《钟山》两家刊物,联合推出了“新状态文学”,推动创作,组织研讨,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文摘报》等十余家报刊对此作了报道.“新状态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现实的必然性.时值90年代中期,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和深入改革,中国文化的深刻转型已日益显露出不同以往的“新状态”,中国文坛和文学发展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困惑和调整之后,也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示着重新获取的信心和活力.一大批长篇新作的问世和规模广泛的新散文创作热潮,表明着文学对90年代新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状态的极大敏感,在创作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出现了不同于80年代文学的一种整体性的新趋势.“新状态文学”即是对时下文坛出现的新创作趋势的一种把握和描述的企图,它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告别80年代文学,倡导文学直面90年代新的生活,鼓励探     

1942年的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云南、重庆和延安崛起的一批优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后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维度努力的成果。他们的语言风格差异巨大,但都源于现代汉语这一富有生产力的传统。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论,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辨

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里，“新历史小说”曾作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给疲软的中国文坛带来过激动人心的刺激效果。今天，“新历史小说”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但它无疑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思想遗产。认真清理与甄别这一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文学现象，仍然是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而本文试图完成的工作，即是一种对于批评的批评。一８０年代后期，历史题材小说已成为重要的创作现象，也许不该排除寻根文学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摒弃和对历史性题材倾向的直接影响，它同时勃兴于先锋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路人”问题

“同路人”的称谓源于苏联，20年代中期传人我国，并长期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直至60年代初期，仍有人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沿用“同路人”的称谓。①相同的政党性质和政治体制，相同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追求，导致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生产了多方位的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许多文学现象几乎同步发生。20年代苏联文学出现的“同路人”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并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间状态作家的问题。今天看来，“同路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响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令人深长思之。文学“同种人…     

新移民海归作家在当代文坛异军突起

海外新移民作家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支崭新的创作队伍,他们被学界称之为"新移民海归作家"。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溯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产生发展缘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作家创作的个人因素,以及新移民文学发展的需要。根据归国方式的不同特征,将新移民海归作家分为中外双栖、回国求学和回国就职等三种类型。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海归作家更是异军突起,先后出版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剧本上千种,他们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巨7大的成就,对中国当代文坛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百年呼唤“大师”难成真的时代性忧思——以茅盾、巴金、老舍为例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寻求中国富强道路的同时,文学上也在呼唤“大师”级的文坛巨匠,这都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文学创作上茅盾的理性分析,巴金的激情似火,老舍的幽默、谐趣,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都没达到世界一流“大师”的巅峰,“大师”的出现,除了写作才华之外,更需要一种对时代、历史、群众乃至自己超越中的孤独感的思辨张力,对此进行挖掘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研究

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画家传记创作是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繁荣的表现是传记作者队伍壮大,作品数量繁多,出现一人多传的现象。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大的变革，这给当　时文学史的编写带来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非常博杂，近似国学　史。而二三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多持“纯文学”的观念，集中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上，更能显　示文学的艺术特性，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矫枉过正，也存在着论述范围过狭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