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

郜元宝认为,今天仍然弥漫着鲁迅与之搏斗的各种文字游戏;只有在文字游戏停止的地方,我们才可能与鲁迅真实相遇,才会发现,原来他是怎样的无法绕过。孙郁认为,浙东文化对鲁迅早期思想和精神底色有多方面的辐射,而鲁迅的现代眼光则颠覆了这一传统并赋予浙东文化另一种隐含。刘绪源认为,《两地书》是仅次于《野草》的、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的书,那种把对虚无与黑暗的反抗作为生命本体的实践,和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自省,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重要钥匙。袁盛勇认为,鲁迅思想及其话语实践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是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回到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那里。张钊贻则认为,鲁迅早期反民主言论有其历史原因,并非反对民主的理念,他对目前的民主制度能否真正实现确有怀疑,根源在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理念。     

鲁迅杂文人物形象谱系研究小史—“秋白之问”的持续求解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高度肯定并深入阐明了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不愧为鲁迅杂文研究的奠基之作。论到鲁迅杂文“艺术的形式”,秋白认为杂文所批评的人物乃至所描写的动物均可视为“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和“普通名词”,但他又认为杂文未能从容熔铸“具体的形象和典型”,因此还“不能够代替创作”。这种包含矛盾的阐述不啻为杂文研究提出了根本性的“秋白之问”。“鲁研界”迄今为止的研究历史表明,必须对鲁迅杂文所“描写”的“人物形象”进行全面而具体的梳理,揭示那些看似零散杂乱的“人物形象”的内在谱系,这样才能在理论上真正肯定鲁迅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也才能真正有力地解答九十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秋白之问”。     

《野草》别解

《<野草>英文译本序》仅解释八篇针对现实的散文诗之写作背景和寓意,而回避了与当时现实无直接关联的另一半内容。由《野草·题辞》可知,这另一半重点是作者忏悔其"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之必须忏悔,不仅因它是期以"乔木"而终得"野草"的"失败",而且因为作者通过对失败的长期反思,悟出那其实是一种"罪过"。于是,现在之"我"在继续挑战现实的同时又不断为过去之"我"所纠缠,由此深切地忏悔其早期"立人"(即立人之"心")主张。但这种反思也无结果,于是《野草》实际的精神主体("游魂")破裂为三,一归于曾经轻视的身体,强调一切都须亲身承受,"心"之所思须与肉身体验相合;一变为天地间虚妄的"求乞者";一化为渴望融入客观强力的战士。如此复杂的精神架构遂使《野草》既显示为一个战士的挑战,也显示为一个失败者的求乞与忏悔。但最后仍然"争天拒俗"并"指归在行动",故无论其反思、忏悔与求乞,都未能彻底。     

我的思想道路——郜元宝教授访谈

一、失败的学习与学习失败 郜老师,您是当代中国最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从您的求学经历来看,您硕士时候师从应必诚先生学习文艺理论,博士时候师从蒋孔阳先生学习西方美学,这种理论准备应该为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能谈谈您的学习经历吗?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应该定在晚清,而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并未止于1949.1949只是政治划界,此后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激变,呈现出复杂的现代性样式.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仍然属于尚未完成的现代.通常所谓从"五四"到1949年"现代文学"应该作为特殊的学术史概念来使用,而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则应该理解为一个文学批评而非文学史的概念.以往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提法,似乎应该为重新作出解释的现代文学所取代.     

1942年的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云南、重庆和延安崛起的一批优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后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维度努力的成果。他们的语言风格差异巨大,但都源于现代汉语这一富有生产力的传统。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论,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     

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周作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周氏在北京沦陷时期思想演变与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关注不够,零碎片面的事实考辨取代了心理活动的整合,以致将这个时期的周作人当作道德僵尸进行居高临下冷面无情的解剖。周作人研究遭遇瓶颈,并非周氏吞吐曲折的文风或泛滥无归的"杂学"所致,而是来自研究者心境的不自由。《北京苦住庵记》显示了木山英雄理解的"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乃是将周的悲剧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考量,明白怎样的历史合力将他推向道德深渊,因此不必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罪责。"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原是木山英雄描述附逆之前周作人的心态,但也可以扩张为刻画周作人"作家之相"的画龙点睛之笔。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中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

“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郜元宝“说说张炜”，这也许会成为中国评论界今后一段时间要一提再提的话题。张炜的成就实在是相当可观的，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古船》在８０年代中期出现，似乎整个８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