鳖灵凿宝瓶口 李冰修都江堰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喻权域的《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认为,宝瓶口是开明氏所凿。这一看法很有意义。笔者补充论证为下:《蜀王本纪》载:“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望帝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由此更确切一点说,宝瓶口乃望帝相鳖灵开凿。有人为了把宝瓶口说成是李冰开凿,但又不好抹煞开明决玉垒山的历史记载,就说开明     

古蜀杜宇神话传说新探

关于古代蜀国杜宇的神话传说,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加以重新探讨的:其一,是杜宇悲剧形成的原因,其二,是杜宇生活的年代。 关于杜宇悲剧形成的原因,古籍的记载历来是众说不一的,概括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种: 一、杜宇引昝让位说。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艹准又）,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名亦颇随王化去……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     

继往开来深入研讨大禹文化内涵——“大禹文化与江源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长期以来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敬仰，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流传至今，而他与都江堰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值得我们去大力挖掘和梳理。不少人误以为，都江堰市的历史是从李冰修建都江堰开始的，到今天共2261年历史。但是，实际上都江堰市的历史还应该有时间上的超越，不仅仅李冰治水，在此之前还有鳖灵治水，杜宇治水，大禹治水，尤其是大禹治水影响深远。关于大禹在诸多文献中都明确记载其出生在包括都江堰市在内的岷江流域，都江堰的治水科学技术都是大禹以来先民治水的智慧结晶。大禹治水从岷江开始，大禹著名的治水经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发展成了今天都江堰的扇形水系，保证了成都地区的用水。     

45 二王庙之殇

背景资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是纪念中国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的祀庙。初建于东汉，时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益州剌吏刘季连迁“望帝祠”于郫县，改祀李冰父子于此，称名“崇德庙”，后亦有“江渎庙”，“李公庙”、“王庙”、“秦太守李公祠”、“真常道院”、“川主庙”、“显英王庙”、“二王宫”之称。清乾隆时之《灌县志》中称“二郎庙”，后遂称之曰“二王庙”。     

“宁风之棘”考——先秦祭风民俗探微

“宁风之棘”见于《左传》昭公五年,杜预以“齐地”注“宁风”,后世注家都因袭了这种说法。从原文语境出发,依据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并结合古文字资料,对中国上古止风祭祀和“棘”作为巫术灵物的使用进行梳理,可知旧注皆误,“宁风”实即止风之祭,“宁风之棘”即用于止风之祭的棘木柴堆。这则文献材料为我们理解先秦祭风民俗提供了重要的细节信息。     

杜宇考

杜宇王朝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之间统治古蜀国,时间接近四百年,而非《蜀王本纪》所说的“积百余岁”而已.从杜宇“从天堕”和“密促之君”的记载来看,他可能是来自于商周之际的姑姓密须部族.杜宇由陇入蜀之后,和朱利的婚姻神话实际上就是杜宇族的民族起源神话,体现了典型的天父地母结合的模式.而杜宇的“望帝”的含义就是“上帝”,“蒲卑”的含义就是“濮君”.     

《离骚》中的卜筮与祭祷--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之关系新论

<离骚>在写到诗人欲以卜筮来决断去留之矛盾时,明写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但之后却只云"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因此而产生一个问题:这里为何仅言灵氛而不及巫咸?进一步说,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之关系到底应如何理解?通过对楚国占卜习俗的考察,并结合<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与<九歌><惜诵>等文献,可知灵氛的占卜为两次,而巫咸夕降则为占卜后的祭祷,故而在选择占卜结果时便只举灵氛.由此亦可就原诗之内容作重新解读.     

杜鹃啼血

很早以前，位于四川的蜀国有个国王，叫做望帝。望帝是个人人爱戴的好皇帝，他爱百姓，也爱劳动，经常带领四川人开垦荒地，种植五谷。辛苦了许多年，终于把蜀国建成了一个丰衣足食、锦绣一般的天府之国。     

甲骨卜辞“取”字及殷之“取祭”新探——兼与彭明瀚先生商榷

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取祭"这种祭法,其主要用于祭祀先公先王和祈雨的祭祀中。学者一般将其与传世文献中的"槱祭"联系起来,这一点是正确的。只是对于二者之关系以及"取祭"的具体祭法和特点并没有详细的研究与说明。其实此"取"字乃是积聚之义,"取祭"乃是积薪燃之以祭祀祖先来祈雨之义,这一点在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中皆有印证,而非祭祀战神之羽祭。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城隍祭起源与城隍原型探析

城隍之祭始于城市兴起,历来有始于尧祭八蜡和始于祝融两种说法。从古文字学、古典文献以及考古学提供的材料看,水庸之祭属农事崇拜,水庸应为水沟,因此城隍之祭始于尧说并不可信。祝融作为中国早期城池的创建先驱,本是城隍的真正原型,只是后来与黎相混,才演变为火神,而城隍之祭始于祝融反至湮没不传。     

"家"字研究综述

凡祭 ,士以羊、豕。古者庶士庶人无庙干祭 ,陈豕物下而祭也。”他认为“家”是古人祭祀的场所。这种说法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刘克甫先生分析甲骨卜辞 ,认为殷人祭祀祖先、先妣的地方称为“家” ;并根据字形观察认定“家”字“本义为宗庙 ,即宗族团体进行共同祭祀的场所。”[9]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从字形来推断本义。3 社会组织。罗琨、张永山从考古发掘和少数民族民俗习惯的角度论述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认为 :氏族和宗族的出现都比宗庙时期早 ,认为“家”字的本义是社会组织。“文献中某些祭祀场所称之为‘家’ ,是因被祭祀的对象与设祭者有…     

青海湖“祭海”、“跳神”礼仪

祭海就是祭祀青海湖 ,最初是蒙古族的传统。蒙古族原来信仰萨满教 ,相信万物有灵 ,尤其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 ,在元代蒙古族就有祭天、祭山、祭海之风俗 ,清代以来对青海湖的祭祀活动更具规模、更加富有宗教色彩。与此同时 ,环湖地区的藏族也参加了这项祭祀活动。一公元 2 0 0 0年 8月 14日是庚辰年农历 7月 15日。这天是青海湖一年一度“祭海”的日子 ,地点在青海湖南岸江西沟乡元者村。上午 10点 30分左右 ,村民们穿着节日盛装 ,手捧哈达、青稞炒面、酥油等祭品前来参祭。 11时许 ,煨桑台左前方帐篷中传出一喇嘛高声诵念经文、真言的诵唱…     

方观承和《赈纪》

方观承是乾隆朝著名的直隶总督,他勤政爱民,治水抗灾,还注意同周边地区睦邻友好,造福百姓,深得皇帝信赖。方观承缉录的《赈纪》,详细记录乾隆八年直隶地区抗旱救灾的全过程,使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无论在体例、内容和思想上都有突出的特点,在当时荒政文献中独树一帜,给后世留下宝贵资料。     

论宋代的“杀人祭鬼”现象

中国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其中不乏一些充满原始遗风、危害他人生命的信仰仪式,＂杀人祭鬼＂便是极端状态的祭祀行为之典型。＂人祭＂渊源久远,在中古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有所关联。宋代是民间信仰相当活跃的时期,文献中有颇多关于＂杀人祭鬼＂的记载,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江渎、淮渎封号考

一、问题的提出《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九有一篇《为宋中丞祭九江文》,文的开头一段说:“谨以三牲之奠,敬祭于长源公之灵。惟神包括乾坤,平准天地。划三峡以中断,流九道以争奔。纲纪南维,朝宗东海。牲玉有礼,祀典无亏。”清王琦指出:“按《旧唐书》:天宝六载,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今祭江神而日长源公,盖字     

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

本文通过对宋代地方先贤祠祭祀对象的分析,说明宋代地方先贤祠在选择祭祀对象时,并没有把受祭者与他的里籍的联系的联系作为首要条件,而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则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乡贤祠受祭者的籍贯成为决定因素.说明宋明两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变化,地方社会势力的成熟程度有很大差异.     

《山海经》、韩国端午祭和《山鬼》

物之有灵者为神，山之有灵者为山神，为禳灾祈福，人类便要祭祀山神。《九歌·山鬼》虽称所祀对象为。“鬼”，实是祭祀山神。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中原文化产物的《山海经》中有23处写到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山神，韩国江陵端午祭完整地保留了祭祀山神的祭仪，林冲也在河北沧州避风雪于山神庙，这说明山神非“楚南郢之邑”所独有，而是先人共祀的一位神，且是男性。     

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研究,只能依赖《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少数汉代以后的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对早期蜀国历史的记载内容较为简略,对有些人和事语焉不详,甚至还带有若干神话传说色彩,因而后世研究者多对这些文献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文献所载非信史,只是历史传说。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以今成都城区为中心半径约30公里的范围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其中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十二桥遗址、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等多个考古新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迷雾,使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重现于世,成都历史由传说变为传奇。成都系列考古新发现印证了《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所记载早蜀历史具有可信性。     

楚地水神研究

楚简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对证表明,楚人所祭祷之水神并不限于江、汉、雎、漳,另有"江"、"大水"、"大川"、"汉女"、"湘君"及"湘夫人"、"大波"、"淮河"、"曲池"等,北方常见的"河伯"、"玄冥"、 "罔两"和"水上"、 "溺人"等厉鬼,亦偶享祭祷.楚地水神的祭祷巫术,包括沉玉和沉牲两类,没有超出一般的文献记载.楚简中的"昭告大川",则是新见的水神祭祷记录.经过秦汉帝国的文化大一统,南方楚地的水神最终纳入到全国祭祀系统中.尤其是汉代,江、淮的享祭地位明显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