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评析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倾向日益明显.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得人心、阿拉伯国家因受内外部冲击而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是促使阿拉伯国家实施"向东看"政策的四个主要原因.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使大国在中东的互动出现了新特征,国际多极化格局进一步发展.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期望值升高,既给中国既带来了新的机遇,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专家笔谈:百年变局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挑战和机遇北大核心CSSCI

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对美关系、地区格局、发展竞争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新局面,也存在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共同利益更加广泛,合作空间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进展。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一方面要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人文交流;另一方面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在中阿合作的进程中,尤其要关注美国因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为深化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低调务实地用好政治优势,推动中阿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螺旋式上升。     

新时期中阿关系的发展和中国中东政策的演变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拥有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冷战期间,双方政治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近年来,双方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展开全方位互利合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中东地区形势动荡、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因素对未来双边关系发展构成了挑战。中国的中东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调整的,这为中阿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     

全球能源转型与中阿能源合作的立体化发展

阿拉伯地区油气资源富集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油气出口。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重要议题,能源供给向“绿色”转型,这给阿拉伯国家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国际能源转型压力,阿拉伯国家在继续挖掘油气资源潜力的同时,也积极通过应用CCUS技术、提升能源供给多元化水平、实施节能和能效提升行动等措施,实现“碳中和”“碳减排”目标。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将深化对外开放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升其与中国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政策互通性。上述变化推动中阿能源合作逐渐从油气合作为主向油气与“低碳”合作双轮驱动,由贸易与基建合作为主向贸易、基建和投资合作共同推进的方向转变。然而,全球融资成本上升、国际油价波动以及阿拉伯国家能源补贴改革的复杂性,或将给中阿能源合作的立体化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把握百年变局新机遇,开辟中阿合作新局面北大核心CSSCI

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对美关系、地区格局、发展竞争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新局面,也存在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共同利益更加广泛,合作空间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进展.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一方面要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人文交流;另一方面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在中阿合作的进程中,尤其要关注美国因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为深化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低调务实地用好政治优势,推动中阿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螺旋式上升.     

破解"中东之问"难题: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阿合作北大核心CSSCI

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着对美关系、地区格局、发展竞争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面临提质升级的新局面,也存在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共同利益更加广泛,合作空间不断扩大.2013年以来,中国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进展.针对"中东向何处去"的"中东之问",一方面要加大在中东地区的促和力度,增强与阿拉伯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人文交流;另一方面要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和产能合作,助力当地工业化发展,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元化.在中阿合作的进程中,尤其要关注美国因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为深化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应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低调务实地用好政治优势,推动中阿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螺旋式上升.     

中阿峰会成果丰硕 中阿关系谱写新篇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围绕未来国际秩序塑造和世界发展方向的战略竞争将更趋激烈。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发展与合作逐渐形成新的时代潮流。在此背景下,举办首届中阿峰会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将提升中阿合作的层级、扩充合作机制和平台、增强彼此战略互信,还会极大丰富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走上发展快车道。它同时意味着中阿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紧密。首届中阿峰会从四大方面和“八大共同行动”明确了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四梁八柱”。其中,开展“文明对话共同行动”为中阿文明交流与民心相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有助于中阿携手共铸当今时代世界文明和谐共处、和合共生之道。     

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嬗变与阿以冲突

伊拉克战后,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全球和中东战略的调整对阿以冲突的基本格局带来巨大冲击.作为中东热点的阿以问题面临新的地区和国际环境.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出台,给中东国家带来巨大压力.阿拉伯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对阿以冲突的关注减弱,而阿以问题对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也趋于下降.作为阿以冲突核心的巴以和谈前景并不乐观,全面的阿以和平前景既取决于双方的和平诚意及战略调整的长期效果,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并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行动.     

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

对于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思考,要建立在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双方关系既涉及到世界大国的因素,也涉及到与阿拉伯国家相邻的非阿拉伯国家的因素。对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发展的研究,是分析上述因素及其影响,并进而思考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是由中国的外交战略、海湾地区的战略格局以及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国家利益等因素综合决定的。通过研究1958年以来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中阿关系和推动“中阿合作论坛”的建设工作。     

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中阿数字经济合作机遇

在当前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数字经济是各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数字发展战略上高度契合,都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促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阿拉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海合会国家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指标方面处于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先进水平,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大多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处于数字化发展起步阶段。在开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过程中,中国注重针对各国的具体情况来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经过多年的努力,中阿双方已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慧城市、人才培养等合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推动了阿拉伯各国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与阿拉伯国家的务实合作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中国内外双向融合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完善。     

中东热点问题与大国关系

中东局势复杂多变，热点问题无一解决。布什政府面对中东困境了无良策，奥巴马执政后如何调整中东政策令人瞩目。欧洲与俄罗斯积极介入中东事务，与美既合作又争夺。阿拉伯国家面临多种冲击，但联合自强的愿望日渐增强。     

纳赛尔的阿拉伯统一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阿拉伯统一是纳赛尔主义的核心。阿拉伯统一思想并非纳赛尔的发明，但对于阿拉伯统一的途径、依靠的基本力量、统一的原则等关键问题，纳赛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深入探索。强调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团结和统一，突出埃及在阿拉伯统一中的核心作用，将阿拉伯统一与社会革命相联系等都是纳赛尔阿拉伯统一思想的重要特点。纳赛尔主义所强调的阿拉伯团结思想、社会公正思想以及宗教政策对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现代化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试论阿盟决策制度与阿拉伯一体化的发展

阿盟采取国家间合作与协商来防止冲突的决策制度。理论上,这种决策模式只有在某些合作收益大于单方面行动成本的政策领域才会产生共同政策,但缺乏纯粹的区域层面上的有效运作;实践上,即使在共同利益较多的经济和安全领域,阿盟一体化也只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徘徊,仅能达成各国有限的、最低的共同愿望。本文用制度主义和一体化理论来透视阿盟决策制度的本质功能及其对阿拉伯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未来的阿盟选择何种决策制度决定着其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和水平。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之调整

埃及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已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多方面调整:对中东和周边的以色列、伊朗、尼罗河流域国家等,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以转向和改变为主,且调整幅度较大;对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大国,采取了延续基础上的调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友好国家,则继续维持与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过渡政府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内群众的诉求、重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形象以及革命后埃及“本土化”意识的兴起.埃及在外交方面的调整涉及美国、伊朗、以色列、海湾国家、非洲各国等,无疑对地区安全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Jewish-Arab Relations in Iraq: From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o the Mass Exodus (1917–51)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raqi polity under King Faisal I in 1921 the Jews were anxious to integrate into Muslim Arab society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it. However, with the end of the British Mandate in 1932 the Jews' relations with Arab society took a turn for the worst, reaching its climax in the 1941 pogrom. The struggle to determine the fate of Palestine and la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created an unbearable situation, which ultimately pushed the Jews out of Iraq, during the early 1950s. This study analyzes Jewish–Arab rela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focused mainly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led to this change – from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o Arab policy of controlled oppression.     

Divorce Among Muslim Arab Women in Israel

Abstract

One hundred fifty-one Muslim Arab-Israeli women divorced within the past two years, having children, and living in Arab rural areas, Arab cities, and mixed (Jewish and Arab) cities, were interviewed using a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ubjects encountered emotional distress and decreased socioeconomic status. All moved back to their parents' home. Levels of unemployment were high,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was high, and perceived community support was variable. Most anticipated little or no chance of remarrying. Level of educ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 tendency to initiate divorce. Living in an Arab city was associated with freedom of movement outside of the home, greater family support, and higher levels of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policy development are considered.     

Jewish-Arab Relations in Iraq: From the British Occupation to the Mass Exodus (1917-51)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raqi polity under King Faisal I in 1921 the Jews were anxious to integrate into Muslim Arab society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it. However, with the end of the British Mandate in 1932 the Jews' relations with Arab society took a turn for the worst, reaching its climax in the 1941 pogrom. The struggle to determine the fate of Palestine and la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created an unbearable situation, which ultimately pushed the Jews out of Iraq, during the early 1950s. This study analyzes Jewish-Arab rela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focused mainly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led to this change - from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o Arab policy of controlled oppression.     

关于在阿拉伯媒体上传播“中国声音”的思考

新疆“7·5”事件发生后不久,笔者在阿拉伯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报纸《生活报》上撰文,说明事件的真相,澄清阿拉伯民众对事件及我国民族政策的一些误解。文章引起积极反响,成为我国学者在国际媒体传播中国声音的一个成功案例。本文对撰写此文的有关情况作了说明,并结合这一案例,总结了在国外媒体尤其是阿拉伯媒体传播中国声音的若干体会,并就如何加强和改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提出几点建言。     

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

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与西方的结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以首脑互访为手段，以反对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为动力，以周思来访问亚、非、欧14国时提出的“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为依据，为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基础。“伙伴外交”成为中国利用外部战略资源的重要手段，成为中国外交资源的“生长点”。本文通过考察“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的缘起与实践，对新时期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提出了新的建议。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措施彰显"奥巴马主义",即军事上谨慎用兵,避免直接地面占领或卷入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新战争,而是通过武装反对派推行"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减少人道主义干预的成本;政治上运用所谓美国的"巧实力",让欧洲大国和阿拉伯盟友提出议程设置,充当"急先锋",美国在背后"掌舵",以最廉价的方式延续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外交上通过议题设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美国政府;经济上运用援助和制裁两手政策来实现政治目标;文化上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开展民间外交和网络外交。奥巴马政府试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推动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维护亲美国家的政局稳定。研究表明,无论是主张依靠硬实力的"布什主义",还是主张依靠巧实力的"奥巴马主义",其在中东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