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论循环时间叙事的精神文化特质——解读莫言的《生死疲劳》

小说《生死疲劳》对历史经验的想象和重写,具有极其明晰的线性的历史性,并且在这一矢向的线性历史时间的所有事件上,都保留着民间时间循环往复的印记。这种循环时间观传达出一种广阔的文化意蕴和精神特质,它将人带回到生存困境的探究之中。     

《吕氏春秋》的道论探究

《吕氏春秋》是秦汉道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它围绕＂道＂构建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用＂太一＂、＂精气＂等范畴解释了其运行原理和特点。《吕氏春秋》着重强调了＂乐＂的媒介作用和教化作用,是对＂道＂的认识问题上的又一进步。     

回忆与想象：论《离骚》的时间意识

在《离骚》中,屈原就对时间表现出异样的敏感和独特的体验。他往往把时间感受同人生感慨联系起来,将自然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就《离骚》的时间意识而言,其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以示表层时间,另一种是通过自然物象的变化、活动空间的转换以示潜层时间;其表现内涵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回忆过去来表现＂时不我遇＂的失落感,另一种是通过想象未来来表现＂时不我与＂的忧患感。     

论化时间为空间的诗词之美

诗词的时空关系可分为诗词的外部时空关系和内部时空关系。在从时空关系的角度欣赏诗词时,产生审美感受的主要动因不是审美过程中的时间率领空间和收空于时,而是诗词自身化时间为空间的审美机制。中国人从宇宙意识的构成到对艺术作品的审美,都遵循着在可把握的现实空间中寻找家园感的心理机制。化时间为空间在诗词中的表现可分为将时间收摄入空间、在时空合一中归于空间、营造往复循环的空间等数种。时空关系的疏离会导致价值空没的悲剧感,其表现可分为时间是否定空间的因素、空间不能作为时间的归宿、彰显时空的客观性等数种。这种悲剧感因为契合了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建构方式而成为悲剧美。     

论《达洛卫夫人》的空间叙述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代表作《达洛卫夫人》中巧妙利用空间形式以一天写一个女人的一生并生动地展示了整个伦敦社会的面貌。一是作者大胆地抛弃了传统的因果性和年代形式的小说结构模式,打乱故事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时间流程,以公园、伦敦的街道等物理空间为载体,采用重复、并置、蒙太奇等共识性的叙述方式,通过多重场景的来回切换,营建了叙事中的社会文化空间;二是在叙述语言技巧上,以扭曲的时序与意象为读者主观知觉的构造提供空间,通过精细的描写来延缓甚至中断情节的推进,以破坏故事历时性的顺序发展,从而达到一种时间停顿和共时性的陌生化效果。     

《文选》成书时间各家说辨析——《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一

此前有关《文选》成书时间的种种说法之最上者,仍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关于这一研究,目前所能确定的只有三者：＂所录皆前人作＂;《文选序》反映出萧统在《文选》完成后的畅快自得之情;丁贵嫔之死与其后发生的＂蜡鹅事件＂对萧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对此问题的研究要有更大的突破,当先深入地探讨其编撰工作量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成书状况如何？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其作缜密的综合性研究。     

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略论

中国古代不少杰出文人认为悲感是文学魅力的最高境界。《周易》、《诗经》和《楚辞》是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主源。空间悲感、时间悲感和生命悲感则是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类型。＂登高＂和＂望月＂构成了空间悲感的重要主题;＂春恨＂、＂秋悲＂、＂暮愁＂和＂夜怨＂构成了时间悲感的重要主题;＂悼亡＂、＂忧生＂、＂嗟贫＂、＂黍离＂、＂迟暮＂构成了生命悲感的重要主题。     

《左传》叙事的时间观念浅析

《左传》开启了我国叙事艺术的先河。《左传》叙事中反映出的时间观念:时空定位的宏观格局与寻求过程描述导致的虚构参与以及情节编排服务于意义生成的现象;叙事秩序中的顺序与方向所映射出的线性观与循环观的共融状态;由其文本断限和缀段组合完成的对时间人为的意义把握。     

《罗生门》的空间艺术

时间和空间本是小说的两个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交叉的因素,共存于文本中。但大多数批评家较多地关注时间而忽略空间。本文从具体物象的空间、象征性的空间、时间标识物的空间三个角度解读《罗生门》的空间艺术。     

诸子“务为治”与《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

《吕氏春秋》杂而成家不仅在于兼容并蓄,而且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即以政治理论为主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先秦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深刻指出了其中＂知人＂、＂为治＂的参政目的。正因为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才促进了《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同时该书杂而成家及突出的政治理论思想,也正是诸子各家因＂务为治＂而融通发展的集中表现。     

从时空之维看屈原主体性精神之张扬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人类存在本身。从线性的时间看,时代总是向前发展的;但从空间的伸展而言,人之主体性精神之张扬可以超越历史的局限。《离骚》的自述生平是诗人对自己的生命归属的骄傲自许;屈原主体生命之高洁与生命所寄存时空之丑陋,让屈原的主体性精神在艰难的空间中伸张;只有在艺术世界中,他握住时间之矢的灵魂才得以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释放。     

《荀子》、《吕氏春秋》教育思想比较

《荀子》、《吕氏春秋》均有集百家学说于一身的特点,两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比其他诸子更为丰富。比较起来说,《荀子》的教育思想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吕氏春秋》以天性论为基础。前者认为教育能够改造人性,由恶趋善;后者则认为教育不能改易人性,却可避免人的天性遭受戕害。《荀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圣人,《吕氏春秋》则把教育的目的更多指向培养遵守社会规范和因循自然规律的普通人。两书在教育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基于自然人性的师生关系所带来的教学效果。     

《史记》学方法论的时间解读

研究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必须首先研究司马迁自成一家的思想方法。司马迁的思想方法是哲学化了的时间,即天运时间和人的＂行事＂时间。西汉的学术背景为提出这种思想方法提供了必要性,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为提出这种思想方法提供了可能性。天运的时间律和人的时间性活动内容的会合,既是＂天＂与＂人＂的会合,也是＂古今之变＂的规律。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从《孔雀》《立春》和《最爱》看顾长卫的现代性焦虑

顾长卫的《孔雀》《立春》和《最爱》虽然以时间线性脉络展开,却都包含了紧张的空间焦虑,这其中自然打上了特定时代背景的烙印,但更多指向一种泛人类的生存焦虑。对此处的拒绝和对别处的向往、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抗衡构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空间的挤压转向时间的救赎,时空不仅是人物的存在维度,而且已具有生命哲学的隐喻性。三部电影的整体基调都是隐而不发,表面平静的叙述与内里的暗流涌动形成巨大张力,凸显生命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的躁动不安。顾长卫的焦虑指向个体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坚守、消失和缅怀,这也是现代性场域中知识分子独特的思想状态。     

话“径”说“园”——来自现象学语境中的解读

在现象学语境下对中国古典园林路径进行解读,从物我关系角度探讨园林路径之＂源＂起;以生命轮回意识看园林路径＂圆＂之循环模式;透过园林路径与＂天地人神＂四者之＂缘＂探寻其空间赋形机制;由人对自身存在的时间阐释揭示园林路径对于时间的＂援＂引,旨在以现象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及建造意识,反思其本质,并从中发掘创作灵感,对当代建筑及园林创作具有跨领域、创造性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倾城之恋》的时间观

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中国古代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础的循环时间观，是张爱玲感知世界、阐释人生的基本方式，张爱玲以此对抗为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线性时间观，有意模糊时间的目的性、方向性和时代性。以《倾城之恋》为个案，探讨循环时间观对小说叙事的影响，进而分析这种时间观的成因及其意义。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时间叙事探微——分析《预见未来》的叙事技巧

依据影片《预见未来》利用时间叙述故事的方式,文中阐述了片中人物意识的跳跃和交织,由此形成故事情节的特殊叙事方式,并举例说明时间超前、时间重复和时间回逆等时间叙述元素在片中的应用,其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冲破时间链条的束缚,展现时间在叙事中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