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与权利保障研究

在数字乡村转型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非均衡化和不平衡性应用而形成的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迫切需要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可以细分为显性(绝对)数字弱势群体和隐性(相对)数字弱势群体,其产生缘于政府、社会、市场、家庭和数字弱势群体自身五个方面的影响。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处于不利地位,造成上述权利保障不足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平等分配资源的权利保障不均,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治理过程的不民主、不充分。基于此,为更好地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未来应从建立健全政策、执行落实制度的制度层面,构建包容性的治理结构、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的结构层面,有效提升主体能力、达成协商合作的过程层面出发,弥合数字发展鸿沟,推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十二五” 规划中“包容性增长”概念探析

“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与其他各方面的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和谐增长、可持续增长和科学增长;经济增长的同时,财富公平分配,不造成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文章旨在通过对“包容性增长”概念之阐释,以更好地理解“包容性增长”的深刻含义,促进经济变革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县域经济与金融服务发展研究——以怒江州为例

在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县域金融服务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最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是调节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杠杆,其服务需求已经覆盖了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怒江州县域金融服务由于受到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等诸多客观因素制约,导致服务能力和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城乡居民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县域金融服务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县域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着力解决县域金融服务供需矛盾问题,将有助于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为怒江州县域经济跨越发展保驾护航。     

包容性规制：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的转型逻辑与推进路径

针对我国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薄弱的状况，文章提出以包容性规制推进环境治理转型，实现边缘社区环境善治。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逻辑涵盖价值、制度、结构、过程、转向维度，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与社区治理的包容性有机结合，兼顾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公平性，强调党委和政府是环境规制体系的设计者、协商谈判的组织者、治理秩序的维护者、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注重环境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协商合作、价值包容、利益共享、效能提升，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权益。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推进路径上，须构建全过程包容性规制体系，建立资源充足稳定投入机制，完善奖惩机制，培育包容性社区文化，促进智慧社区治理。     

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由“单极突进”发展为“多轮驱动”,辽宁经济需要在“多轮驱动”中闯出新路。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制度瓶颈、“东北现象”、经济总量较小、工业中龙头企业较少、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资金不足等。在辽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关键,解决好“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什么”3个基本问题是根本。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要关注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要进行要素整合协调发展并培育龙头企业,还要结合“五点一线”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模式,注意处理好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包容性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河南与江浙地区比较为例

利用来自河南2004-2011年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出河南农村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以此对河南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江苏、浙江的比较结果显示,河南农村包容性金融发展非常缓慢,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方面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提出为提高河南金融包容发展水平,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可以采取增加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创新农户抵押品替代机制,缓解农户贷款难问题,加大农村金融知识普及,提供多种多样的金融服务等措施.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论析

在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2007年以来兴起的“包容性增长”主张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促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理论符合“包容性增长”理念,克服了以往社会福利政策中带有的滞后性、缺少包容性与政府干预短期行为等弊端,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致力于对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上游干预、积极就业和人文关怀,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强调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努力为社会成员发展构建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实践模式。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内生原因与解决对策——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探讨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能力贫困是数字时代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也是阻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尝试深入剖析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体现为教育知识能力的偏差、获取信息能力的缺乏、风险应对能力的脆弱和自主发展能力的低下,并呈现整体连片性、代际传递性、能力脆弱性、贫困多维性、问题持续性的特点。上述问题受个体异质、家庭关系、社会氛围、制度政策等多要素影响,实则反映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不足、经济条件受限、社会机会缺乏、透明性保证不高、防护性保障不足的根本原因。为提升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未来需拓展社会参与渠道、强化资源共享配置、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促进信息公开透明、维护底层民众权益,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学理澄明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经济发展理念具体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从综合增长、全面增长、可持续增长再到包容性增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包容性增长"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实现个人和社会在公平、正义、平等与效率基础上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它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金融业支持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给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然而,高效生态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金融业多层次、全方位的大力支持。目前黄三角地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不够完善,金融产品与服务缺乏创新,无法实现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因此,应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建立起相应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包容性增长：中国经济从量变向质变切换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正当其时。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社会需要科学发展,需要＂包容性增长＂,这很容易成为共识。因此,就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关键是如何将这一概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实践中。笔者认为,倡导包容性增长需去经济增长的GDP化;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本;强化包容性增长需要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包容性增长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包容性增长需要始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支持体系构建

区域金融是现代区域经济的核心和原动力,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发展存在金融分化严重、金融市场不完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以及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本文研究认为应通过完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加强以西安为核心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金融服务,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金融人才队伍以及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以此促进关中-天水经济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思路

本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动因及如何引发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进行了剖析,认为过于宽松的房贷政策种下了危机的种子,资产化将房地产市场风险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利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最终导致这场危机爆发。而金融监管相对于金融创新的严重滞后、金融市场投机者的贪婪与社会责任的缺失、消费过度但储蓄不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这场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是这场危机迅速传染扩散的体制基础。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应高度重视并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注重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呼吁并积极推进建立世界性机构协调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     

金融支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作者为了探究金融支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县域经济的长期增长要依靠县域金融的支持;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推动县域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显著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云南县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战略思考

随着云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正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产业层次低下、技术创新不足之间的矛盾。为此,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推行低碳经济是云南未来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文章在分析云南县域低碳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云南县域低碳经济发展应该是加大政策扶持,制定低碳经济区域政策,培育和布局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引进先进适用的低碳技术,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

资本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投资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随着金融业迅速发展和金融资本向区域中心汇聚,改善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是突破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之一。文章对金融集聚的概念和测度、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和实际效应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的研究提供规范和实证分析的经验。金融集聚的测度可选择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从金融机构数量、金融资产规模、金融从业者数量、金融市场成熟度、金融业运行情况等层面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金融集聚既是金融业的功能强化和效用升级,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的基本功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又是金融业的集聚,可通过集聚效应来提升金融系统的融资分配效率:均为通过增加可用资本总额和改善融资环境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研发及管理能力提升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与理论机制大体一致,实际效应也显示金融集聚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中小民营企业并不能同等享受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这也为深化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制度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视角

针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作为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充分发挥其主导性作用。但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法律制度欠缺。为此,运用理论创新的方法,从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视角研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具体包括:倡导包容性增长理念、强化包容性增长责任、落实包容性增长措施,出台专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从主体地位、管理体制、主体间关系、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规范,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