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对华北危局的应付

1932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根据局势的演变和现实的需要,先后设置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三个机构拥有各自特点:军分会应付了日军的进攻,挫败了日本的"华北施策";政整会在行政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冀察会应付了日军策动的"自治"。它们的共同点是密切了华北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效地应付了华北危局。     

“一二·九”运动中的黄华与斯诺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前,日本人组织流氓地痞在北平游行请愿,为"华北自治"创造舆论氛围,而宋哲元态度暧昧,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对日本人若即若离。这年6月,蒋介石政权同日本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日本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攫取了华北五省。这激怒了     

1949年的清华教授争夺战

北平解放前夕，华北地下党考虑到解放后需要人才，觉得当务之急是把教授们留下。每个地下党员都接到游说任务，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动态被迅速传到河北泊镇解放区。听说教授太太也跳起了大秧歌，华北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开怀大笑。     

国共内战中的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流亡学生—以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为中心

因国共内战的影响,1948年初大量东北学生流亡北平,这给地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北平当局无力安置东北学生,双方关系因而较为紧张,最终导致七五事件的发生.事件后,北平、南京、沈阳之间围绕事件的善后与调查展开了一番博弈.北平当局操控舆论的做法难以为东北各界所接受,但北平与东北当局又因流亡学生问题而相互倚赖.对于北平当局的暴行与国民政府的低效,东北各界反应激烈,地方意识亦急剧膨胀.迫于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但在内战紧张的情势下最终仍不了了之.     

发扬先辈传统 振兴中华事业——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

一、“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的政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挠,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大举进攻。在国民     

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从古都北平到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吹响了抗日战争的号角,动员了全国的民众。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声势浩大,健康发展,卓有成效,关键在于它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 一、运动的酝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我国的东北,然后又步步进逼华北,特别是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炮制第二     

抗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城区的基层建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市城区建立了基层政权,形成了党、政两套控制体系。国民政府在北平建设的基层政权,其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力量薄弱的区公所;背离初衷的保甲制度;相对完整的警察系统;虚弱的党务系统。     

略论华北事变的原因

华北事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华北事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从华北的经济地位、战略地位以及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绥靖几方面作一些探讨,就教于诸位。一、华北的经济地位1935年“华北事变”中的华北地区,指的是冀、鲁、晋、察、绥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市。这五省三市地广人众,土地肥沃,农业和工业资源十分丰富,交通十分发达。在我国经济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35年该地区小麦的产量为144279市担,占全国产量1/3强;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棉花产     

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因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地逐渐沦陷而不断向南、向西涌入武汉,致使武汉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出于武汉会战和抗战大战略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沿途救助、后方安置等诸多手段,将集聚于武汉的难民和武汉市民一百余万紧急疏散至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并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和管控重大危机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紧急疏散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的"武汉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标志,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国共内战时期（1946—1949年）流亡学生问题略论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统区大中学生再次逃亡至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形成了著名的东北流亡学生、豫鲁流亡学生群体。考察流亡学生产生的大致脉络、国民政府对流亡学生的安置措施及其成效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战后国民政府试图争取人心归附的动机,展现流亡学生因＂政治＂纷争导致四处逃亡的命运。     

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天

正汪伪国民政府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1944年汪精卫去世,陈公博作为继任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之一,也随之灰飞烟灭。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东方卢梭”卫天霖(二)

用画笔参与救亡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又处心积虑地推行什么所谓“华北自治”,以实现其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美梦。此时的卫天霖已回国数载,先后执教于中法大学和北平艺术学院。他原本希望在油画的民族化方面作一番深入的探索,并创作了《童戏图》、《圣贤菩萨》和一大批风景静物画。然而,在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他又怎么能把自己关在小小画室中,去进行什么油画的民族化的探索啊！长城抗战的枪声更使他感受到民族存亡的危机。时任北平艺术学院院委兼系主任的卫天霖,同京津画家们一道,发起了一次义展义卖活动,希望能为抗日爱国将领们募集到一部分捐款,聊表画家们的     

日本对北平煤炭的侵略和掠夺

文章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战前秘密调查北平煤炭资源及抗战期间军管、霸占、开采北平煤炭资源和垄断煤炭市场的罪恶事实,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式开采不但破坏了北平煤炭资源,而且还使北平矿区人民陷入了沉重的灾难;最后对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矿工、攫取劳动成果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批判。     

平津战役中的平郊战场述论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其特点是将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相结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在解放北平的过程中,与傅作义集团的主要战场是在天津、张家口和北平郊区.其中平郊战争歼灭了数量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也使得北平周围的解放区连成一片,给困守北平城的傅作义以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北平方式"--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平和平解放能够得以实现,平郊战场的战争及其胜利无疑具有奠基石般的作用和意义.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作大事记

1937年 7月7日 日本侵略者向北平郊区的芦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通电”为团     

从《独立评论》看胡适抗日时评特点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主编《独立评论》,并发表一系列反对日本侵华的时评。胡适谴责日本对东北及华北的侵略,批驳日本政府为侵略辩护的卑劣借口,忠告日本国民珍惜民族前途。他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应对不力,措施失当,肯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正义性,阐释反侵略战争的艰巨性和必胜的前途。胡适的时评平实、深刻,对祖国抗战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他本人成功地履行战时驻美大使使命奠定了基础。     

试论日本"持久战"与建立傀儡政权结合方针的形成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凭借其强大的实力,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一举击溃国民政府,结束对华战争。但日本的这一战略在中国军民的顽强的抵抗下,不久就宣告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改“速战速决”战略为“持久战略”,并将这一政策与建立傀儡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傀儡政权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核心,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力扶持下,先是出现了华北、华中的地方傀儡政权,进而汪精卫又建立了统一的汉奸傀儡政权,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     

严以律己的董老

1949年2月,董必武率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从石家庄进驻北平,他全家随即搬进了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董老和家人住在北院,警卫员柳志清等一些工作人员住在南院。     

抗战初期的苏联远东华侨问题(1937-1938)

1937-1938年,苏联政府为了巩固其远东边防,以清除远东日本"间谍"为名,在顺利将朝鲜居民迁往中亚后,随即实施了针对远东华侨的清洗行动。一万多名远东华侨因此而被逮捕入狱,受到了种种非人的虐待。国民政府为了救助远东华侨,将他们中的大多数遣送回新疆。但受制于国民政府外交官员对苏联的移侨政策认识不清、中苏之间事实上的战时同盟关系以及苏联政府根深蒂固的"黄祸"思维,使得国民政府的遣返行动未能很好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