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案件事实负有对等的证明责任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或否认的事实都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本属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因某种原因或法律的规定可以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法院对举证人的举证依法定的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调查收集证据     

论民事证明妨碍及其排除——兼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

证明妨碍行为使得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基于对权利进行救济的需要，应对证明妨碍行为予以排除，这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体现，也是公平与效率司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在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妨碍及其排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部分地确立起该制度，但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亟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改革价值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入手,结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我们发现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非常必要。同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和依据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原告和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做出初步分析。     

行政复议中立性之保障

行政复议机构没有案子这是很多地方的通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复议的中立性没有得到切实保障,这导致了大量的当事人不愿意采取行政复议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是行政复议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保障行政复议的中立性。文章分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障行政复议中立性的措施,探讨了国内已经实施的改革。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从法律规定上制度上确保行政复议的中立性;二是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促进复议行政工作人员的固定化,提升行政复议的专业性;三是完善行政复议程序,从程序上保证行政复议的中立性;四是加强对于行政复议活动的监管。     

浅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

当诉讼制度开始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时 ,举证责任的问题便产生了。在各国的行政诉讼理论中 ,由于行政诉讼具有司法审查这一实质特征 ,举证责任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而这一争议主要集中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应当是公平和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公平是法律的基本观念 ,其要求举证责任在原告、被告之间的分配应当符合各自的能力要求 ,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要求 ,并给予弱者一定的保护。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为首先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在取证能力方面是不平等的 :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本文在对举证责任的基本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行政程序的视角确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并结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推导出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以重构检察机关举证责任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完善了证据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使整个案件的证据形成一套完备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概念界定不明,且现行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传统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检察机关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非法持有毒品案件的证明对象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方面亟需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提出具体的重构设想.     

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则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证据制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和诉讼公平正义的实现.为了保障公益诉讼的公平、公正,其举证责任应视具体情况合理分担.在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制度设计上应在遵循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体现出有别于一般行政诉讼的特殊之处.     

民事诉讼中举证受阻的对策分析

证明责任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当一方当事人有优势持有证据而拒不提供时,对举证受阻的一方当事人应该有相应的救济途径和措施,并应责令妨碍举证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有必要构建举证时限制度、证据交换制度、证据申请和审查程序,并完善当事人取证制度,以调适、平衡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和利益.     

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属性

行政复议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构建到现如今一直争议不断的法律属性,专家学者试图从不同方面论证行政复议决定是行政行为、司法行为、准司法行为等法律属性,但是并没有达成共识,进而影响到与行政复议相关制度之间的协调统一性.以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为根本,通过对行政复议决定构成要件中行政复议决定的目的、行政复议权的权力属性和行政复议程序的属性进行规范分析,行政复议决定应该是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从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相关规定来看,具体细化到受案范围、被告资格、审查内容和判决结果4个方面,尽管在某些制度设计上把行政复议决定是否改变原行政行为进行区别对待,但是总体上来看依旧是把行政复议决定作为行政行为来设置相关制度的.     

行政复议中对"规定"审查的标准

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建立了对“规定”的审查制度,该法第7条和第26条初步规定了对“规定”审查的提出程序和处理程序。然而,该法的规定相当简单,对于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都未予明确,这大大降低了该制度的实效性。其中,对“规定”的审查标准,尽管复议法在文字上有“合法性”表达,但分析其语境似乎并不能作如此简单的理解,因此,必须从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位、复议法中“规定”审查制度的本身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对“规定”的审查制度出发探究行政复议中对“规定”审查的实质标准。     

WTO与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是WTO法律框架中有关法律救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与WTO规则是相适应的 ,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它与WTO的要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为确保WTO规则在国内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我们应该进一步增强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 ,树立行政复议的公正形象 ,同时修改《行政复议法》 ,赋予相对人对行政终局裁决的司法审查请求权。     

行政公诉的法理与制度建构——一个法律监督的视角

我国行政公诉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公诉的特点,我国行政公诉既是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从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界定行政公诉的范围,将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作为提起行政公诉的前置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高监督效率.基于检察机关拥有特别的公权力,检察监督具有明显的司法性、专门性、专业性,以及为了防止行政公诉的恣意,诉讼中应当以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机关仅对其控制的行政信息情报、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害案件涉及的高度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负责举证.     

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的困境和出路

指出行政复议机构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我国行政复议实践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虽然对复议机构的职权规定和机构设置有了明显的改进,但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分析了现行行政复议机构设置与运作中的不足,从复议机构的职能优化、设置原则、模式构建及完善立法等方面对现行复议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建议,旨在摆脱当前复议困境,有效实现复议目的.     

论强化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基本符合当代行政诉讼的本质和价值,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提高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在立法层面上,应修改行政诉讼法典,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行政诉讼原告举证地位的法律保障;在理解层面上,应遵循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质,侧重于对行政诉讼举证地位的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应改变职权探知主义为主、辩论主义为辅的模式,切实提高行政诉讼原告举证时的主体地位。     

试论听证程序在我国行政复议中的适用

听证程序在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中相继确立后,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行政听证程序在行 政复议中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准司法行为,处理行政争议活动,为了使行政复议活动兼顾公正和效率,将 听证程序纳入行政复议活动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林地确权行政案件复议前置分析

从当前形势看,迫切需要区分林地确权行政案件中复议前置的情形。鉴于此,必须 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1款和法释［2003］5号批复的内容,其中 颇具争议的“确认 具体行政行为”应理解为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已经依法取得”应理解为公民、法人或者 其 他组织主观上认为“已经依法取得"权属即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应理解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等法律的规定。因此,由行政机关依当事人申请直接确权的行为属于复议前置;因发生 争议由行政机关处理而发生的确权行为,仍应按《森林法》第17条的规定, 由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再思考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和再现 ,其基本的标准为 :诉讼的提起 ,要求原告应首先负推进的责任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主张权利成立的一方在行政诉讼中仍要对权利成立要件负举证责任 ,另一方对所主张的权利妨害要件或者权利消灭要件负举证责任。但是 ,上述分配规则如果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不合理、违背行政诉讼目的的结果时 ,就必须结合行政诉讼属性来做个别的调整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