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中信用信息采集制度的重构

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疏漏,尤其在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方面,采集范围不明确、采集程序可操作性弱、信息主体的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亟待解决。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制度的重构,应当坚持以比例原则为指导,同时有选择性地借鉴他国有益成果。采集范围的确定宜采"简要定义+肯定列举+否定列举"的模式;在明确采集范围的前提下应当赋予征信机构直接采集信息的权利;为确保信息主体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应当否定征信机构违法采集到的信息的效力,明确征信机构违法采集时信息主体可以申请损害赔偿的范围。     

论法定数字货币征信难题和法律对策

具有主权信用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有众多应用领域,通过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完成的信用主体数据采集活动有助于解决传统征信和市场征信的信息孤岛问题。但法定数字货币征信仍面临许多难题:法定数字货币匿名性与征信信息可查性之间存在冲突;征信系统面临外部攻击与信息泄露;征信侵权成为关注的重心。通过分析可以了解这些难题在法律、技术等方面的症结所在。为解决这些难题,应修改法律,赋予信用主体同意权,以化解公私利益冲突;强化技术监控与刑法规制以保护数据安全;平衡信用主体与征信机构之间的强弱关系以实现征信侵权救济。     

大数据技术下个人公平征信监管的数据治理维度

个人征信广泛用于信贷、租赁等经济交易场景，关乎征信主体重大经济利益。从国内外征信业发展看，大数据征信已经成为传统征信的重要补充，并呈现出征信主体多元化、个人信用信息泛化、征信过程智能化和自动化等特征。大数据征信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缺少信用记录主体获得金融支持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可能带来信用歧视和不公，而现有征信监管未能有效回应。基于大数据征信数据驱动的本质，可借鉴数据治理的现有立法实践，在征信监管中一方面坚持和完善大数据征信下数据处理的透明度要求，另一方面夯实大数据征信机构在个人信息准确性和合法性方面的保障义务，并赋予信用主体挑战不公平征信结果的权利，以实现大数据下个人公平信用权益的有效保障。     

农户征信及其法律规制

农户信用是农民无须付款就可以获得商品、服务或资金的交易活动的特殊形式.作为农户信用的法律体现,农户信用权是农户依法享有的社会对自己经济能力进行客观评价的权利.征信是农户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环节,由于农户信用的特殊性,农户征信法律制度在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征信机构的设置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征信制度.     

《民法典》引入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研究

《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一切民事活动的根本底线,是国家法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司法审判活动,是推进实施《民法典》的现实需要。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原则方面,凸显了核心价值观调适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原则,民间法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价值原则,《民法典》在刑事纠纷解决中的调适原则,坚持刑事审判中信息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方面,彰显了《民法典》与民间刑事习惯法具有适用的契合性,强调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审判实践是一种有效机制,注重在司法裁判中坚持"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倡导民族地区立法和基层法院主动适用民间法。在解决刑事纠纷的现实路径方面,强调发挥公序良俗对刑事司法的调节补充作用,重构大数据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体制,重视法典化背景下司法实践对利益衡量的适用,主张探寻建立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现实途径。     

法教义学视角下信用利益之损害赔偿责任研究

信用利益侵权损害赔偿已成为实务中的多发问题,现行民法对此却未设明文。通过对比观察我国司法实务判决可知,法院在对待信用利益侵权纠纷上存在较大分歧,且现有的以名誉权、姓名权、一般人格权为裁判依据的信用利益保护路径难以实现对信用利益的妥当保护。因此,有必要从请求权基础、责任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等方面重构信用利益之侵权责任。在现行实证法体系下,以《侵权责任法》第2条2款规定作为信用利益保护之请求权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一检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从而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可资为信用利益保护的最佳进路。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中国路径——基于审判信息公开语境之诠释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在审判信息公开、审判信息获取权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需遵循司法公开的本质规律、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多元价值理念,从明确法院主动公开裁判文书的义务、拓展公众对民事审判信息知悉的渠道、扩充可公开的民事裁判文书种类、增设民事裁判文书公开救济机制,以及建立民事裁判文书更新、撤销等保障机制之路径予以优化。     

信用制度的民事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信用主体基于信用享有权利,但守信也是其基本义务,因而信用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由于信用为广义上的商誉所包含,其权利内容难以把握,故信用权不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基于信用所产生的权利可纳入商誉权的保护范围。我国民法典应规定商誉权,对信用权宜采用间接保护方式。对欺诈、恶意的不履行合同行为,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以惩戒失信行为。信用被侵害常使受害人遭受间接损失,应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以充分保护信用主体的利益。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82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初步构建了司法解决公司僵局的制度。但司法救济途径仅规定强制解散公司,而未规定法院受理公司僵局纠纷的条件、强制解散的具体适用情形,以及恶意诉讼等。立法的滞后导致公司僵局纠纷之救济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救济体系。通过对公司僵局纠纷案件的案例研究,分析现有救济途径的不足,探讨公司僵局救济的新路径。     

论信用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信用至关重要 ,将信用纳入到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使之成为信用权 ,是对信用进行保护的最佳途径。信用权以个人信用为主要表现形式 ,以实现交易中的信用利益为内容。在民法中 ,信用权是主体所享有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这既是对公民人格权的保护 ,也是适应和保护信用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     

论破产重整企业的市场信用修复——理论基点与制度构建

破产制度是维护市场信用的有效路径,市场信用垃圾得以被及时清理,破产重整程序亦为市场主体信用缺陷的弥补提供了可能,这一目标的达成迫切需要信用修复制度的构建。作为信用权派生权利的信用修复请求权是重整企业申请修复信用的权利基础。因破产重整对于失信风险的消解与企业债务的实际被豁免,失信惩戒措施失去了维持的必要性。完善我国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制度需要坚持市场化进路,挖掘重整程序中信用修复的内生动力,以合理的增信机制补充重整企业信用的不足。通过信用修复环节的信用承诺与面向社会责任开展的信用补足制度,可以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我国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制度需要从金融、税务、市场监管等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建构。     

试论我国商业信用权的法律属性及保护

本文以法律的视角,从剖析商业信用权的属性入手,结合我国建立社会化商业信用体系的实践,为我国加强商业信用权的法律保护提供若干立法和司法建议.     

行政救济中的ADR探讨——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看行政救济途径的拓展

行政纠纷是引起行政救济的前提,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发展。诉讼救济固有的局限性,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体系中,必须重视行政协商与行政调解、行政申诉与信访、行政裁判及私力救济等各种行政ADR的运用。     

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检视与思考——以环境审判机构改革为视角

环境纠纷作为一种现代型社会矛盾需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诉讼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机制与行政处理、民间救济等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环境保护形势和环境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需要加快推进环境案件的审判机构体系改革与发展,也催生了环保法庭在我国特定区域的创设与运行.但是,专业型、系统性、规范化的环境纠纷司法救济体制的建立尚需案件来源、诉讼管辖、因果关系和裁判执行等配套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试论信用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本文认为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与所有权与知识产权相区别的无形财产权,具有非恒定的独占效力、相对的排他效力、无限期的存续效力和内容的广泛性等特征.文章分析了侵犯信用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并在立法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给予信用权直接保护的建议,即在民事立法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以维护民事主体的信用利益.     

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强化职业化主审法官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改革目标。比较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新制度，可知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改革虽然目标相近，但制度背景、制度内容及其取得的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如何平衡好司法专业性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专业性优先，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参与审判并非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唯一形式，应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形式和渠道，加强顶层设计，重视发挥人民陪审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的作用。在今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中要转换视角，弱化政治意义而强化司法功能，细化相应的程序实体规则，注意考虑司法审判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判民众之间的关系。     

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的核心在于应将当事人作为程序适用的主体而非客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为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目前,诉讼是解决证券纠纷的主要方式,但其面临着诸多困境,而非诉讼机制在证券纠纷领域的具体应用不足,难以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基于“有限司法”理念、证券纠纷的专业性以及非诉讼解纷机制的高效性、灵活性、保密性等优势,应立足于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和意思自治原则,着重完善仲裁和调解等非诉讼机制,使之成为与诉讼机制并存、协调衔接的证券纠纷解决方式。     

后续损害的救济路径探析

后续损害处于合同法和侵权法的交叉地带,其法律适用和救济路径在各国及我国存在着差异和争议。对后续损害的救济不能简单地适用违约责任、瑕疵担保责任或侵权责任,因为后续损害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应区分瑕疵物本身的损害和瑕疵物导致的其他损害等不同情形,选择适用或配合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才能达到充分救济受害人的目的。我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虽然提供了统一的侵权责任救济路径,但这种弥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的差异、扩张侵权责任的做法值得反思,给司法裁判带来的变化有待观察。     

社会保险基金追偿权的司法适用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机制强化了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能力，但基金追偿权的行使和渗透的裁判理念也彰显了法律与现实间的龃龉，由此产生法律适用问题：基于先行支付范围带来的不同类别受害职工获得及时救济的公平性；基于追偿权主体界限和行使程序导致的基金风险性。《社会保险法》已运行十余年，欲探究社保基金追偿权的行使困境，亟需透过追偿权理论，将研究视角转向司法适用。本文借助“北大法宝网”839例有效案例开展实证研究，基于解释论、权利义务对等及国家责任视角，探究社会保险基金追偿权制度的改善路径：规范先行支付范围；明确追偿权的行使标准、追偿程序和责任机制；同时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设计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基金的先行支付与追偿权机制。     

暴雨下机动车“涉水险”赔付探讨

车辆损失保险纠纷案件审理中，有关涉水险纠纷的裁判规则尚未真正在司法实务界得以确立。暴雨与发动机进水两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没有不利解释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即“通常解释无法得出确定结论”。现行法上认定涉水附加险条款的绝对无效不具有明确的依据，于法理亦有不合。应当以近因原则为纠纷解决路径。适用近因原则时，应澄清技术机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以社会学分析，综合确定案件处理的裁判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