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要先补足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

精准扶贫既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第一民生工程。在破解深度贫困的新阶段更要精准先补足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笔者探析我国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的表现和主要原因,提出精准扶贫要先补足农村贫困群众精神之"钙"的建议。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不断反馈、开放运行的有机系统,其目标的实现是精准扶贫识别、精准扶贫帮扶、精准扶贫管理三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该系统会随着乡村旅游扶贫环境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包括:"三产"融合,延伸农村产业链;因地制宜,实施精准帮扶;"五化"理念,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协同联动,形成政策合力;注重人力,构建培训机制;智慧乡村,优化营销平台。     

后精准扶贫时期数字艺术介入乡村文化建设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后精准扶贫时期,乡村贫困问题开始出现转型,通过对转型的乡村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是解决后精准扶贫时期已转型的乡村贫困问题的一条思路.通过对数字艺术的阐述,梳理目前国内外数字艺术乡建研究的现状,分析目前数字艺术介入乡建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后精准扶贫为前提,提出数字艺术介入乡村文化建设的原则,探讨数字艺术介入乡村文化建设的构建机制与实施策略.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贵州省六盘水市,积极探索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创新开辟了以股份合作为核心的农村"三变"改革,并将"三变"改革与农村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总结提炼出一系列先进的经验与做法。同时,在"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中,面临精准扶贫成本高、难度大,贫困群体主动意识不足,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体利益矛盾,贫困群体缺乏必要的风险保护机制,对承接"三变"改革的经营主体缺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为深化"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提出建立"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的联合工作机制、贫困群体股份联结的受益机制、贫困群体权益保障机制、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的对策建议。     

全民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构建研究——以旅游扶贫为例

当前,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一个趋势。在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加上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全民参与旅游扶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如何将庞大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贫困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构建一个全民参与的旅游大扶贫格局,让企业、组织和个人以各自更加有效的方式都参与进来,和地方政府一起,从提供基本生产生活保障、资金支持、产业对接、智力支持、人才支持和市场供给等多个方面来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帮扶网络,为贫困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提供有效帮扶。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失范及其矫正——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

村组干部是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到位的实际担当者。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审视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下,村组干部因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空间,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乡村地区的执行扭曲,呈现出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替换性执行、扶贫项目精准安排象征性执行、扶贫资金精准使用隐瞒性执行以及扶贫措施精准到户附加性执行等失范表现。影响村组干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失范的原因主要有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丰富性、村组干部综合素质偏低、乡村场域下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等等,鉴此,提出确立地方性规范、提高村组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政策宣传和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寻求新时期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视域下福建省苏区老区发展红色乡村旅游研究

目前国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大多是从旅游扶贫的模式、效应、战略思路等宏观方面的研究，文章立足于微观层面，分析福建省苏区老区红色乡村旅游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挑战，研究福建省苏区老区红色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及其长效机制，其实现路径包括：充分挖掘保护利用好RGB资源，助力苏区老区精准扶贫；彰显“红色”凝聚力和带动力，助推苏区老区红色旅游建设；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助力苏区老区脱贫攻坚；全面提升红色旅游扶贫的自身造血功能，助推苏区老区乡村振兴；引入“扶贫+区块链”技术及人才培养，助推苏区老区精准扶贫加力提效。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作为国家“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精准扶贫成为重要的政策和研究议题。本研究试图从乡村主体性的层面，指出精准扶贫问题的解决，需要对造成贫困的市场主义有更深层的了解，重塑乡村的主体性，使乡村文化的互助性得到恢复，使乡村经济的自主性得以重建。如此，才能实现扶贫的可持续。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5月29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天府新论》编辑部、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我国扶贫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就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中的政府作用与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还邀请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及四川省农业厅等相关部门同志出席，他们介绍了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学界关注扶贫宏观上公平与效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中观上“三位一体”扶贫的发展方向、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关系、贫困村户的精准识别等问题。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乡村扶贫模式的反思及未来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 ,乡村扶贫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根治乡村地域性贫困 ,必须重新确立贫困严重制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此 ,应实现扶贫战略方针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的转变 ,用利润驱动式的经济扶贫方式替代政府动员式的救济扶贫方式 ,把消除贫困作为促进整个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选择根除贫困并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开发扶贫模式 ,并根据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规划 ,实施协调配套的贫困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农业产业政策、工业产业政策、农村金融政策和农村科技政策等 ;实施区域内适度规模的移民工程 ,制定和实施特殊的乡村人口政策 ,确保在促进整个民族经济、区域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彻底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而教育是提升乡村人口整体素质的关键,更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智力支撑.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行之有效的重要保障.文章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的意义、存在着哪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论精准扶贫战略的整合性建构

精准扶贫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扶贫战略的重大创新,其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推进中的认知偏差和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间隙。通过对贫困治理历史脉络的再梳理以及对精准扶贫政策认识与执行中制度间隙的再审视发现,精准扶贫存在因扶贫政策"连续性断裂"而引发的瞄准脱嵌问题以及目标与手段倒置的风险,面临高度技术要求与执行成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以及效率与公平逻辑置换的隐忧。农村贫困治理应该从认识论意义上贫困的发生与建构、方法论意义上扶贫瞄准层次的嵌合与协调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目的的普惠与公平的整合性视域下寻求出路。     

贫困、他者与平等:反贫困中乡村旅游发展的文化解读

世界范围内的贫民窟旅游项目往往将贫困、肮脏和暴力转化为旅游的吸睛点,以满足一些游客多元性的观光目的。在审视全球贫民窟旅游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许多城市的贫民窟被利用改造成旅游的观光目的地。为了迎合游客的窥探心理,旅游企业和政府人员刻意将生活在贫困区的居民视为文化中的"他者",而忽视了贫困居民"去污名化"的诉求与主张发展的声音。这种满足窥视癖的旅游服务项目,涉及到有关权力、不平等、阶层互动和地区重塑等问题的一系列复杂现象,因而引发强烈的社会争议。基于此,文章借助对浙江某一乡镇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的文化解读,旨在表明尽管乡村旅游能为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权力拥有者应当倾听居民的声音,将他者视为自我,正视并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这是贫民窟旅游之研究成果对我国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所在。     

精准扶贫背景下藏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研究

精准扶贫是被看作为了抵消经济减贫效应的下降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将是藏区新时期扶贫面临的重大改革和工作要求。本文通过典型案例方式探讨了藏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助推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形式,探讨了藏区如何通过产业精准扶贫来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由"输血"转向"造血"的转变,说明藏区完全可以依托特色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实现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