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考证(一)

《红楼梦》问题的研究文章写了很多,几乎各方面都研究到了,独独未提到他的渊源。这个渊源,在何其芳同志《论红楼梦》一文中已提到它和《金瓶梅》有关系。《红楼梦》确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说)。但《红楼梦》中提到《西厢记》、《牡丹亭》,但不提《金瓶梅》,连《水浒传》都不敢提,因为《水浒传》上有二回写西门庆潘金莲故事,《金瓶梅》就是从这两回扩大演化而成,且写一个家庭的盛衰,妻妾奴仆的纷争故事,反映当时政治的腐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壸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楼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壸奥".     

一夫多妻制的恶果──谈《金瓶梅》第七十五回

清初小说批评家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即如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过去，便味如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①这条读法，对于鉴赏小说第75回“春梅毁骂申二姐，玉萧泣言潘金莲”更具有针对性的启示作用。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主要描写的是市井小人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家庭中活跃着西门庆及妻妾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这一妻五妾又围绕着名利逐鹿家中。因此，苏曼殊说：“盖此书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     

陶唐氏和唐国的迁徙

古籍中多谓尧都平阳,如《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汉书·地理志》云:“河东本唐尧所居.”应劭云:“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魏土地记》云:“平城城东十里,汾水东原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故郑康成《诗谱》也谓:“唐者帝尧旧都,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认为今山西太原乃尧初都之平阳.那么是否即死后而葬于山东定陶的那个尧.据以上情况分析,陶唐氏迁于平阳是确有其事的.因居定陶的陶唐氏,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被东夷     

“少正卯”解

孔子诛少正卯见之《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少正卯其人,众说纷纭:或谓“少正”其姓,“卯”其名;或谓“少正”为春秋时理财之官,故“少正”乃官职而“卯”其名。余以为“少正官职而卯其名”之说为是。然“少正”乃司法之官,而非理财之官。今按《礼记·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索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此书作者富于开拓精神,具有敏锐的观察感受能力,是曹雪芹之前的一位伟大的小说艺术革新家。此书指斥时事,暴露明代后期的黑暗现实,刻画较为复杂的人物性格,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被称为四大奇书之最。作者化名兰陵笑笑生,隐去真实姓名。作者到底是谁,三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介绍诸说,以供参考。 1.王世贞说与王世贞门人说。在《金瓶梅》传抄阶段,屠本畯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觞政》跋语)。谢肇淛云:“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金瓶梅跋》)似     

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说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徐干时有齐气”。李善注引《汉书地理志》为证,谓“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历宋元明清无异辞。黄侃谓“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骆鸿凯《文选学》附编一引),则是以“齐气”为平弱,实申李注。惟近人范宁《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第36期)据《初学记》所引,以为“齐气”乃“高气”之误,云“所谓高气是一种韧性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落落寡合”。或又据《魏志·王粲传》注所引,谓“齐气”当作“逸气”,皆非是。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金瓶梅词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部有名的“淫书”,如今要论它的政治性,岂非是故作惊人之笔? 否!事实上早在它流行之初,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政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确说它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有《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与董思自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     

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批评家们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以脂砚斋评点《石头记》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二百年。脂砚斋之前的二百年,是把它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相比美,称它为四大奇书之最。脂砚斋之后的二百年,是把它与《红楼梦》作比较,因而有《红楼梦》是暗《金瓶梅》、脱胎于《金瓶梅》、继承发展《金瓶梅》     

善恶殊途 美丑判然

副题《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女性形象之比较冯子礼撰,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文章说就女性形象的群体而言,《金瓶梅》所给人的总体对象是丑,《红楼梦》所给人的印象是美:二者品格迥异,美丑判然,蒙味觉醒。对比鲜明,善恶殊途,相反相成,情天孽海,清浊同归。《金瓶梅》和《红楼梦》塑造女性形象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在划时代的意义上为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宝     

《左传》杨注商兑(五)

妇人暂而免诸国。 (僖 3 3　Ｐ499)杨注 :章炳麟《读》曰“暂借为渐 ,诈欺也” ,吴生《文史甄微》说同。按 :杜注“暂 ,卒也” ,段氏《说文注》申云“今俗语云霎时间” ,未洽。于鬯《香草校书》卷 3 8云“暂字与力字为对 ,力者用力也 ,则暂者当是不用力之义 ,非谓暂卒也” ,以杜注为非 ,因谓暂借为 ,“盖谓一举手不用力之意也” ,今考为动词 ,义为“拍取” ,于氏转辗训为“不用力” ,很是牵强。章氏谓“文嬴言皆诈语” ,细绎文辞 ,文嬴只是说辞罢了 ,不得遽目为诈语 ,旧说皆可商。窃谓暂与谗为叠韵通假字 ,《礼记·曲礼》“毋言” ,…     

《文心雕龙·总术篇》新探

<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云:“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我们认为,此说对《文心雕龙·总术篇》的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自此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总术》乃《神思》至《附会》即通常所谓创作论的总结。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术》谓:“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这显然与黄侃同旨。又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总术》亦谓“本篇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其他各家也普遍认为《总术》乃创作论的总论或总结。其二,黄侃以为《总术》只是对《神思》至《附会》所论问题作一总的强调,而没有提出其他的所谓“总术”,但因其“说犹未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总术》),而后来的研究者更以为《总术》确无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总术篇》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两点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以求正确认识“总术”论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     

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清人笔记随录》代序

笔记的原始,前人因其为小道,论者盖少.清代学者渐多注意,而说者不一,主要有二说:一是将笔记与小说混论,如乾嘉学者赵怀玉在为杨敬之所撰《巽绎编》作序,似以笔记与小说为一类,而谓笔记之源同于小说.稍晚的李光廷为方浚师《蕉轩随录》写序时,合考订与小说为笔记,然究其所谓小说家之《国史补》等,所记     

古代小说“写实”艺术的升华——《金瓶梅》对古典小说题材的新开拓

<正> 崇尚写实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小说的“写实”艺术从史家的“实录”中脱胎出来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需要小说家创作实践的不断超越和理论上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实”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小说艺术本体而言,《金瓶梅》在“写实”上有着题材拓新、艺术升华和历史超越性的意义。一、《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不重“写实”,叙事描写游离于日常生活     

儒家哲学的“三句真谛”——《中庸》开篇三句的释读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三句话 ,已经把儒学乃至整个一部中国哲学说透了 ,堪称“三句真谛”。此三句话可以复述为 :得天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天。这是一个环 ,这个环上有三个点 :天·性·道 ;三段弧 :天—道·性—道·道—天。这么三个点、三段弧 ,覆盖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的基本课题 :天关涉本体论 ;性关涉人性论 ;道关涉规律论。此三句话体现中国哲学以“人”为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特征。在这个“圆而神”的系统中 ,人始终是其核心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史通通释》证误

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云:“《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浦起龙《通释》云: 书名恐误,当是《吴越春秋》。尝取《吕氏春秋》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纵观之,曾无一语及太伯事者。试抽《吴越春秋》复之,乃遇其文,今录于左:《吴越春秋》:“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     

杜诗札记

<正>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中恰恰一词,不少注家都训为莺啼声,实则莺啼之声流丽婉转,与恰恰之音大相迳庭。﹝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引《广韵》训为“用心啼”,近人高步瀛不同意其说,谓“用心啼殊不成语,仍以解作莺声为是。”今人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恰恰啼,犹言着意啼。”实即本《猗觉寮杂记》之说。唯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谓“……此言独步之时之处,适当莺啼。恰恰者,不一时不一处也,当亦方言,今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