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贬谪诗文的佛教思想初探

针对贬谪文学研究越来越被重视,但贬谪诗文中的宗教思想问题却经常被忽略的这一问题,拟以贬谪文人创作的文本为依据,分析贬谪诗人的贬谪诗文中所含有的佛教思想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其他诗文的不同特点等进行比较。从而通过对贬谪诗文中佛教思想的研究,推进贬谪文学研究的深入。     

穷达皆能为国忧——论唐宋贬谪文学的济世心态

贬谪是古代文士常有的遭遇,贬谪诗文是古代文士泣血的艺术精华。在唐宋文士抒发贬谪感慨的作品中,有着深切的济世情怀。虽然其间偶然流露出对官职的念念不忘,对旧日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但更多的是对国家时局的热切关注与未来理想的美好期盼,这些是其艺术创作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论贬谪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高发期.贬谪,给被贬谪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在改变眨谪者人生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情感与风格特色,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贬谪前后相比,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对贬谪者贬谪遭遇及谪居情感的反映与表达,成为了唐代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且常见的内容.     

唐代迁谪诗文述略

唐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众多诗人所创作的“迁谪诗文” ,是唐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迁谪诗文颇能体现出迁谪文学的本质特点 ,对后世的迁谪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坚贞·愤懑·豁达——刘禹锡朗州时期心态探析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谪朗州十年。他在朗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表现了诗人贬谪后的种种心态。其中主要有三种坚贞,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愤懑,对造谣中伤,打击革新人士的权贵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与不屈;豁达,在逆境中不消沉,开朗乐观。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山海之隔:贬谪意象的生成与衍变 ——以 《囚山赋》 与 《幽海赋》 之比较为中心

金镇圭拟柳宗元《囚山赋》而作《幽海赋》,"幽昧之罪"的共同贬谪性质使二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其文本上的最大差异是贬谪意象由"山"到"海"的转变,这种现象并非特殊,古代朝鲜被贬谪或流放之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海"意象,其与贬谪意蕴的联结象喻海之"牢狱",在大量的创作实绩中,形成贬谪文学之特殊题材"囚海文学"。山水与贬谪文学的互动具有"江山之助"与"虚构超越"的双向性质,主体情感在此过程中分别导向"山水之乐"与"山海之隔",《囚山赋》作为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因素正是导向后者的重要原因。山海意象之贬谪意蕴也因之于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固化。     

邢恕与北宋文士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礻右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湖南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文章对邢恕与北宋文士之交往略述始末,冀补史志之阙云。     

王禹偁与晁迥的文学交游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最重要的文学家,晁迥也是北宋初年重要的士大夫.两人因桑梓之谊而弱冠相交,在此后的宦游中又互相慰勉,互赠诗文以寄情.两人以各自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对北宋早期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禹偁与晁迥的文学交游和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一、为宦以前的师从之谊;二、仕宦之后的相互慰勉;三、两人在宋初文坛的地位.     

历史上最早的“希望工程”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提到他,大家首先会想起他多次被贬后所著大量诗文,但他曾于被贬期间兴办最早的"希望工程",恐怕鲜有人知。苏轼最后被贬于海南的儋州,这也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所遭遇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贬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故国悲叹寄寓遥深--浅论蒋捷词作

蒋捷词作有时代的烙印,不管是伤春悲秋之作,还是咏物、写景之词都有浓郁的故国之思、哀怨之感。隐逸流亡之作则体现了高洁之志、人生之慨。艺术手法也围绕着特定时代的心情而展开,比兴寄托、对比抒情,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挚的身世之感。     

《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一部专业性强而又广受欢迎的诗歌选本,在序言中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诗歌选与不选的标准,对那些未能入选的诗歌名篇似乎尽到了说明之意。但对于《正气歌》这样在诗歌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篇章,先生却坚持不肯选入,则显然是因其有着不可原谅的缺陷。本文从钱钟书先生给《宋诗选注》责任编辑弥松颐先生的信谈起,从诗歌的继承与创新上对《正气歌》未能入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苏舜钦文学思想刍议

苏舜钦文学思想的出发点是“文必归于道义”,因而强调文学创作的功利性;体裁上他倡导古文歌诗;表现方法上他反对雕琢繁缛的文风;诗歌风格方面他主张“豪迈哀顿”、“宏放”、“劲峭”。他的创作主张和实践在冲决浮靡的西昆诗风和文风、为宋诗的发展开辟新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