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海政策困局浅析

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南海事务的关注程度逐渐提升。美国的南海政策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也显现出美国南海政策的某种困局。这种困境表现为美国在南海盟国的牵连与背弃、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的角色难以得到中国的认同。随着南海争端的延续,美国南海政策的困局也将随之变化。分析美国南海困境延续与未来美国南海政策演变,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南海政策影响的理解。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析论

奥巴马政府直接介入南海争端标志着南海问题正式走向大国化,南海问题将成为继台湾问题之后美国遏制中国的又一战略棋子,使我国在平衡主权、发展与安全利益上面临更大的挑战。基于南海问题敏感性与复杂性,中国应从和平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对解决南海争端既要继续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审慎应对,也绝不放弃反对军事挑衅的斗争准备。     

美国南海政策调整与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了南海政策,公开介入南海主权争端。美国的政策调整既增强了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合作的紧迫性,又加大了两岸合作的外部压力。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现阶段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空间是有限的,推进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宜本着现实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的原则。     

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岛国,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居于特殊地位。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理论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之后逐渐形成其海上安全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南海争端问题上,日本依据它的海上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关系为依托,矛头直指中国,充分重视并介入到南海事务当中,同时策应钓鱼岛争端。     

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     

区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及其对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区域外大国纷纷加大了对南海争端的介入程度。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是对南海问题介入最深、对南海局势影响最大的四个区域外大国。目前已有比较多的著作和论文分剐探讨这四个国家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但是鲜有学者对这四个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的方式、目的进行比较。本文在对比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介入南海问题的方式、目标的基础上,分析这些非南海领土纠纷的主权声索国联合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并就中国如何应对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提出若干参考意见。     

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对中国周边的影响

近些年,美国政府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抛出所谓亚太“再平衡”政策,加紧在该地区的投棋布子,经济上兜售TPP,军事上拉紧地区同盟关系,外交上推行巧实力外交,并积极介入钓鱼岛与南海争端,其对华的一面较为突出,将对我周边环境形成严峻的挑战。     

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分析

南海问题本是区域内声索国就南海部分岛礁主权归属和海域划分的争端,但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的持续介入使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美国是对南海问题介入最深、影响最大的区域外力量,它的介入改变了南海的地缘政治,使南海地区的地缘力量分布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化,加大了我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在美国战略东移的背景下,美国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主要是出于其亚太地缘战略调整的需要,基本目标是扩大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并限制中国海洋战略空间的拓展和海权的发展,包含有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图。本文将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探析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现状、动因及趋势,并提出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南亚战略建构下的克什米尔政策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南亚战略经过不断调整,逐步发展为目前的“印巴并重”战略。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由不插手转为积极介入,一种较为清晰的克什米尔政策已经形成。但由于美国的南亚战略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该政策的实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克什米尔政策将以维持现状、防止出现南亚出现大规模战争而诱发地区形势动荡为主要考虑,同时通过积极施加影响,推动印巴通过双边谈判稳步解决两国争端。     

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近年来南海问题迅速升温,成为重大的区域安全热点问题,这既由于区域内各声索国之间的主权争端激化,也由于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不断加强。印度介入南海问题,主要出于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之抱负和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动因,同时也受追求地缘经济和能源利益的驱动。就其具体的介入路径来说,一是以"东向政策"为依托,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二是通过发展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防务关系,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三是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与有关声索国联合勘探油气资源;四是积极配合美日等国介入南海问题。不管怎样,印度的战略重心始终在南亚和印度洋,南海问题也并非中印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这就决定了印度介入南海问题会有一定的限度。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基于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选用2006年11月至2017年7月的月度数据,采用TVP-VAR-SV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中国产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中国产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在不同滞后期和不同时点上具有较大差异,尤其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动时对中国产出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不同时期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人民币有效汇率和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动反过来对中美利差和中国产出增长也存在着时变性影响。     

中国银行间利率向市场利率谱系的传导效率——基于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中、美、欧对比

构建包含预期因素的银行间利率向银行存贷款和债券利率的传导机制,运用NARDL模型实证检验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利率传导效率。结果表明:即期银行间利率向市场利率谱系的传导效率取决于其对未来银行间利率预期的传导效率;中国银行间利率向短期贷款和国债利率的传导效率与美国、欧元区相似,但向中长期贷款和国债利率的传导效率相对较低,部分利率传导存在短期正向非对称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国银行间利率对未来银行间利率预期的影响衰减较快,是中国利率传导效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建议增强即期银行间利率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影响以提高利率传导效率,具体措施包括降低银行间利率的波动性、提升银行间利率传达货币政策意图的能力和对未来利率走势进行前瞻指引等。     

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历史与现实

以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为基础，合理的行使南海主权，友好地处理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和平经略南海的核心内容。从古至今，中国在南海经略事务中始终奉行的和平政策源于地缘传统和“和合”文化的共同影响。作为南海地区大国，中国一直在南海事务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底蕴深厚的“和合”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在南海事务中的行为模式，中国始终承担着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促进其发展的责任。中国睦邻合作的南海政策，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现实的抉择。它表达出中国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为未来真正实现南海地区的稳定与繁荣铺就了道路。     

“七七事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以1937—1938年时间段为限

日本借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运动,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美国利益的变动而变化着。 卢沟桥事变后,美国的态度从积极到消极再到半积极,从“不承认主义”到严守“中立”直至对日制裁,究其转变的原因为美国崇 尚的利益至上原则、国内长期盛行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思潮、美日经贸关系更为重要。美国该时期对日政策,客观的说,是一 次失败的外交,既打击了中国抗日的行为,也助长了日本侵华意图。     

法国旅游法律制度的起源与流变及其启示

法国是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也是全球第一个颁布旅游法典的国家。现代旅游业不断发展与壮大的时期,法国立法界与旅游界对于行业的法律规范,曾有过多次的分歧与争论。法国立法界与实务界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旅游法的立法目的、宗旨、保护的对象、以及旅游法是否可以独立成为部门法这几个方面。其实这是私法和公法之争,是侧重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促进旅游行业整体发展之争。这些也是目前我国旅游立法者和从业者所面临的具体难题。通过解析法国立法者的思路转变之由,力图对我国旅游法的修订,提出有益的建议。     

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逻辑——基于对师德政策特性的分析

师德问题的治理虽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同样需要遵循师德政策的逻辑，即合于师德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师德政策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师德规范的体系而言，师德政策具有层次性；（2）从"政策群"这一角度出发，师德政策涉及多维主体。正确评估我国当前的师德建设状况和合理规划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路径，需要以遵从师德政策的这两个特性为前提。     

菲律宾与越南的区域战略互动特点分析

随着美国一步步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更多地卷入南海之争,与中国有着领海之争的菲律宾和越南不仅与美国进行战略互动,而且还借此机会相互间在外交、军事、海上安全等领域进行着密集的区域互动。由于菲律宾是一个军事弱国,越南更多地则选择在政治层面及外交上与菲律宾进行着互动,剑指南海问题,而双方同为东盟成员国则为他们的互动提供了难得的便利条件。在海上争端愈演愈烈之际,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频繁。因此,准确判断、分析他们之间互动的特点、利弊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知己知彼,继而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高校教师管理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颁布了一系列高等学校教师管理政策，经历了恢复重建时期（1978-1984年）、改革发展时期（1985-1998年）、改革深化时期（1999-2010年）和内涵式发展时期（2011年至今）四个阶段。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建立了以提升高等学校教师队伍质量为动力的政策形成机制，体现了不断追求以教师为本的政策价值取向，形成了以政策工具为抓手的政策实施保障体系，反映了以教育学话语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随着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断变革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我国高等学校教师管理政策要注重建立权责分明、统一协调的政策作用机制，坚持多元化的政策价值取向，强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与评估环节，完善教师参与的政策话语规则。进入新时代，高等学校教师管理政策在注重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荣誉感，全面提升高校教师社会地位的同时，要进一步促进各项高校教师管理制度的完善，建立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有力地推动新时代高校教师管理走向制度化、法制化。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