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同体的秩序逻辑

在城镇化及各项改革日益深化的时代，社区新秩序的营造无疑已成为时代命题。传统自发的社区秩序和“政社合一”的社区秩序在多种因素冲击下相继走向式微，当前呈现出更多新属性的住宅小区，正积极寻求新的秩序样态。多元行动主体在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假如缺乏秩序维度的支撑，则即便各自都是理性行为，也很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灾难。因此，美好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理性能干的人，还需要各种理性行动主体通过有效参与和协调，来形成健康的秩序样态，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悲剧，进而促成良好的社区生活及工作共同体。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理论建构

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笔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社区的实质是关系模式,社区建设的关键是社区共同体性质关系的培养。重建社区是应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对解构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以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两种形式存在,社区建设就是建设地域共同体。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研究 ——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

[提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理念指向,有利于集体行动逻辑困境的纾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既是对新时代各种复杂形势的回应,也巩固着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立足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民族情深党旗红”的中华中路社区治理模式主要特点是：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型社区品牌建设,文化共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格化管理维护社区秩序稳定。新时代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的长效运作可以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治理绩效评估机制、法治运行保障机制三方面进行完善。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社区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与实践向度

社区是社会有机体的微观缩影和基本单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加快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现实空间布局审视,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需要以主体存在为支点要素,以现实交往为空间要素,以“共同善”为目标要素。嵌入社区的真实生活情境,多元价值观激荡之下居民的道德自我缺场、空间完整性剥离中居民的道德交往缺乏、风险社会语境中居民的道德审美流失成为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的困境之源。聚合构建社区道德共同体诸要素之“力”,需要在关注个体中引领道德主体的回归,在空间交往对话中激发道德情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道德审美。     

城市社区管理的目标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涵义 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的一定地域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委会辖区。城市社区的管理，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但这种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而是一种自我管理，属自治型管理模式。因此，实行城市社区管理，首先在观念上要更新，而这种观念更新，就是要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要时刻牢记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不是基层政府的办事机构，更不是基层政府的“腿”。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以G省S社区为个案

以G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S社区为个案，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权”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全球化运动的客观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由理论转化为现实,重塑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也使人类超越了从前各种自然性或自在性的共同体,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建构性与自为性的新型共同体,尽可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身命运。     

关于油田社区建设的认识和思考

油田社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在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民主政治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办社会部分关系调整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调整,油田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目益突显,主要存在油田社区的管理体制和职能定位不明确,油田社区的管理模式与国家关于社区发展的目标选择不适应,油田社区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设民主自治、合作共建的新型油田社区是油田社区管理创新的基础环节和根本保障。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现状及其途径探讨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民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提升,现实生活中,民众参与社区建设呈现参与率偏低、参与的能动性不高、参与方式单一、参与人员分布不均、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活动持续性不够等特点。可见,民众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最为艰巨的环节。因此,要从培育社区意识、塑造公民精神,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推进社区自治,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大力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等途径,为居民提供更多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进而保障居民利益,使之进一步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回归自然的景观设计思考——以长春机场高速公路为例

植物作为重要的自然景观要素,在园林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然植物群落是自然过程的产物,植物群落塑造必须遵循其自然生长发育规律,只有在保证植物健康生长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植物群落的功能作用。随着景观塑造的多样化,回归自然的植物群落景观突显出其重要的生态价值,这不仅体现在能够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还体现在能够准确地释放出地域景观信息。因此,植物群落景观塑造首先必须明确拟自然植物群落的功能,其次完成场地环境条件的综合分析,最后进行自然植物群落的选择与调整,这对完善植物群落景观塑造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层社会的重塑——以新社区为基点

以房产利益为纽带的全新的业主群体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长为社会参与的主体力量,而因相同爱好而连接在一起的爱好者共同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涌现、超高速地增长。这些异质性很强、利益志趣完全分散化的个人,正在利用手中的选择权和网络的沟通力量,自主性地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区。以房产利益和共同志趣爱好为纽带的新社区——“自主的社会领域”正在形成,我们的基层组织和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来自民间强烈的自主建设梦想家园的愿望,调整我们对社区的认识,以新社区为基础重新塑造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社会调控机制。     

世博期间上海社区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世博期间上海社区建设充分体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为中国社区建设的改革带了个好头。本文将从世博社区建设的经验出发,重点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探索出社区建设新的方向。     

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创性地提出了有关信息安全和网络治理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缜密的互联网治理思想。习近平的网络治理思想立足“四个全面”大布局,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提供了新思路;聚焦“网络强国”大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新视角;把握“网络安全”大命脉,为实现国家总体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新路径;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主题,为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方案。准确把握习近平网络治理思想的理论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老工业城市创建和谐社区组织管理新体系的探讨

社区是现代城市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和谐社区。如何在社区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关键在于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的创新。本文通过对现代社会社区组织管理新体系的实践和研究，对建设和谐社区新的组织管理体系进行有益的尝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区建设提供新的组织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