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中国现代诗歌的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

罗振亚的近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还是在学术主张、理论观点方面,都较同类作品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两部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的力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是罗振亚的一部诗歌批评自选文集,可以说是作者从事诗歌批评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全书分为三部分,即诗学篇、诗派篇、诗人篇。分别从诗歌现象、诗歌流派和创作主体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视。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迪性的见解,敏…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学术流变

彝族古代诗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如果我们以翻译整理者的考证为据,加上对彝族古代诗学论著的整体考察,那么彝族古代诗学殆发轫于魏晋,而盛于唐宋以后,发展于明清之际,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三个彝族诗歌理论繁荣时期.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大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数百年间;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则出现于唐宋时期;佚名的《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和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和则成书于明清两代.这三个时期的诗学论著所呈现的发展序列表明,彝族古代诗学的基本理论是一脉相承、前后贯通的.诗学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所开创的诗论方向、诗学主张在后出的诗论著作中都得以承继和发展,并逐步趋于系统化的阐述和综合.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成长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运动与变化,构成了彝族古代经籍诗歌研究的专门学及其学术史.为了陈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结合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发展源流和历史承续来观照其学术演进的主要特征和学术流变的主要脉络.     

唐、宋诗在宋元之际接受状况探析——以方回与《瀛奎律髓》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是宋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重要成果。它们在宋、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宋元之际诗坛风貌。《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在宗宋、宗唐以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金元时期唐、宋诗接受思潮探赜——以若干诗歌选本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唐诗鼓吹》、《瀛奎律髓》、《唐音》是宋金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它们在宋金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诗坛风貌。三大选本在宗宋、宗唐乃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超越传统意义模式的诗歌解读——论玛乔瑞·帕洛夫的"不确定诗学"

玛乔瑞·帕洛夫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之一,她在《不确定诗学:从兰波到凯奇》中提出了不确定诗学概念,代表着其诗学思想的成熟。帕洛夫坚持现代主义诗歌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认为不确定诗学并不是文学史上所有作品的普遍特征,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特质。他通过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解读现代诗歌,给读者提供了生动形象及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为诗歌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中西比较美学的现状与展望

“五四”前后,中西方美学的比较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王国维较早自觉地在中西美学的对比中系统地总结我国古代美学的传统,鲁迅曾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许地山曾将中西绘画和叙事文学的差异作过比较,吴宓曾对中西诗歌的不同韵律节奏作了辨析。在中西美学比较的历史中有卓越贡献的是朱光潜、宗白华和钱钟书。朱光潜在《诗论》等著作中,在对中西美学思想详尽比较中探讨中国诗歌的独特个性,奠定了中国比较诗学的基石;宗白华在《艺境》等著作里,从较广阔的中西艺术现象的比较中探析中西诗歌、美术、戏剧、音乐等艺术样式中体现的中西美学思想不同的特征,为中西美学比较的科际整合研究作出了范例;钱钟书在《谈艺录》等著作中将中西文学理论中共同的某些创作规律问题加以比较研究,拓展了中西美学比较的研究视野。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在风骚之间——文学史散论之三

先来说问题的提起。 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开始,是文学的第一代。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标志着诗歌发展的成熟程度,它的内容的丰富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艺术的绚丽多彩和赋、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都说明诗歌发展的长河已经浩浩汤汤,蔚为大观。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从《诗经》到《楚辞》,在“风”、“骚”之间,大都是一段诗歌发展的空白。而在约三百年的诗歌空白时间中,则填补以“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似乎真的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秦诗歌与先秦散文是以数百年为时间段落轮替发展的。或者象李维《诗史》所说“诗学中断,寂寞且数百年。”如果真的如     

古代诗学"应物斯感"论的建构历程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从主体与客体微妙的审美联系中探寻诗生成之源,从先秦《乐记》开始,经汉魏,一直到明清,建构了“物—心(感)—乐”的艺术生成论,是谓“应物斯感”,成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重要的本体论命题。这一理论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理论内涵都深得中华文化智慧,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中国诗学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问题、论域及思维路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中国知识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西方美学思潮成为中国诗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衍变的外在动力和契机。本文主要论述“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概念、时间界域、思维路向及其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作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历史的启迪——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1956年前后,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的《十年总结》中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的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就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1956年前后的探索由于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许多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     

文章学设科说

一、“文”和“文章”　　中国是诗的王国 ,也是文的王国。中国的诗歌渊远流长 ,光辉灿烂 ;中国的文章同样渊远流长 ,光辉灿烂。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双峰对峙的两座重镇。作为语言艺术 ,中国诗歌谣谚比文章出现得早 ;作为语言的符号 ,思想的载体 ,中国文章比诗歌应用范围广 ,使用价值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对诗歌和文章同样很重视 ,从而形成中国的诗学和文章学两大类别的学科。《四库全书》集部有“诗文评类” ,于诗于文各有批评论说 ,所收虽多遗漏 ,却从中可见诗学和文章学各有专科。中国重视文章和文章学 ,推原于孔子。“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建立中国的原创诗学

我不是专门做文艺学研究的,但也可以从相关学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从现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到诗学的研究中,我提出了多维诗学的说法。我们的诗学应该是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构成的多维诗学,以生命为其内核、文化为肌理、感悟为之贯通。在对“感悟”这一关键词进行历史梳理后,我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就是感悟。它是一种潜哲学,包含着中国文学潜在的特质,我们所说的“意境”、“意象”等都与之相关。这里就围绕我的《李杜诗学》所引起的争论来谈谈诗学问题。他们认为李杜不过是作家论,怎么可以称为诗学呢?他们…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体系中的诗体论说

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表达创作主体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主体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为达到既定的写作目的和效用,必然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这样,就使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学体裁.与世界各民族文学开始产生时的情况一样,在彝族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样式.在彝族古代诗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书面文学体裁类别.这与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发展态势和彝民族自古以来的诗性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诗歌体例成为彝族诗学家们普遍关注、共同探讨的重要论题.在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等诗论著作中,都对彝族诗歌体裁及其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详尽的分析,形成了他们各自独到的诗歌体裁论说.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