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音乐对唐代长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音乐被称为佛曲。伴随着佛经的传入,佛曲与中土音乐相融合,也开始在唐代京城长安风靡一时,成为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乐于接受的新的音乐形式。佛曲也往往成为文人在诗歌中热衷描写的对象。作为佛曲主要配器之一的琵琶,成为诗歌表现的重点。长安诗坛不仅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还通过文学语言对其声音进行描绘,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佛曲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成为唐代文学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论琵琶的产生及其发展

琵琶,在古代是所有弹弦乐器的总称。到秦代,专指一种音箱类鼓,两面蒙皮,直项的弹弦乐器,俗称“秦琵琶”,又名“秦汉子”。其初为圆形音箱,后来发展出梨形音箱。到汉代,又出现一种纯木质结构的圆形大音箱,也是直项的弹弦乐器,较“秦琵琶”大很多,俗称“汉琵琶”,又名“阮咸”。到晋代,由西域(中亚新疆一带)经甘肃又传入一种曲项的,用拨子横弹的琵琶。到唐代,集上述琵琶之大成,发展出曲项的、梨形音箱的、用手竖弹的琵琶,即今日琵琶之雏形。在演奏上也进入鼎盛时期,成为乐舞的主要伴奏及领奏乐器。到二十世纪,经过杨荫浏及刘德海等诸位前辈的创新改造,琵琶的发展出现了极其光明的前景。     

《新翻羽调绿腰》的民族音乐学审视

一、从唐代琵琶名曲《绿腰》看它与《新翻羽调绿腰》的联系。二、从唐代大曲的结构看作曲家的创新。三、通过对《新翻羽调绿腰》音乐形象的分析看其在演奏中的作用．     

<<新翻羽调绿腰>>的民族音乐学审视

一、从唐代琵琶名曲《绿腰》看它与《新翻羽调绿腰》的联系。二、从唐代大曲的结构看作曲家的创新。三、通过对《新翻羽调绿腰》音乐形象的分析看其在演奏中的作用．     

南音琵琶演奏艺术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琵琶在秦汉至唐代，为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它包括圆形音箱、梨形音箱、曲项、直项等多种形制。有关“琵琶”二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典籍。琵琶在不同时期不同乐种及剧种中的运用决定了它的演奏艺术的不同与变化．但它们都叫琵琶。至于为什么有“南音琵琶”之称呢？那是因为它除了在南音中运用及为了和目前的北琶区分开来才特称的．在南音演奏艺术中．也照常称之为“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铜钹、贝、义嘴笛以及某些形制的鼓则是北朝前后由西域传入的乐器。由于民族的迁移．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石窟中的伎乐人和伎乐天提供形象的材料。此时期的音乐，上承秦汉传统音乐．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来音乐。而获得新的发展。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初盛唐边塞诗中的胡乐器解读

唐代是胡乐传入中原的鼎盛时期,唐代边塞诗中也留下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乐器的诗作.本文主要针对初盛唐边塞诗中出现最多的笛、胡笳、琵琶三类乐器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边塞诗乐器描写的主旋律是"以悲为美".而这种审美倾向既与中国文学偏爱"哀音"的传统有关,同时也融合了诗人远离故土、投身边塞的真实体验.     

二胡的历史文化

<正>乐器历史二胡最早发源于我国古代北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那时叫"奚琴"。宋朝学者陈蜴在《乐书》中记载"奚琴本胡乐也……"唐代诗人岑参所载"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     

“善才”补释

白居易（琵琶行并序）中两次出现“善才”，其一是序文“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其二是诗中“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人民文学出版社（唐诗选）等多种选本，对序文的“善才”解释为“唐代对弹琵琶艺人或曲师的通称”，这一解释是正确的，元镇（琵琶歌）“铁山已近曹、穆间”，原注目：“二善才姓”，可见“善才”在当时确为曲师的通称。但是，多种唐诗选本对“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中与“秋娘”相对的“善才”却未加注释，此处的“善才”并非“弹琵琶艺人或曲师的通称”，而是特指，是指中唐时著名的琵琶师曹保…     

论琵琶作品中的秦腔音乐风格

琵琶作为我国民族乐器代表之一,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其复杂多变的演奏技巧使琵琶具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在三秦大地,艺术家们将具有西北地域特色的秦腔音乐与琵琶融合在一起,创作了很多具有秦腔音乐风格特色的琵琶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秦腔曲牌、苦音与欢音、节奏板式等元素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琵琶的风格性演奏技法以及当代琵琶音乐创作的多样性。     

唐代河朔幕府纳士与士人入幕心理

古代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仕途 ,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但是 ,科考特别是进士科考虽能擢第 ,得官却十分艰难 ,于是由先入幕而后登朝便成了唐代士人求得显达的另一途径。河朔本唐代环境恶劣地区 ,却仍有士人入幕。本文通过对河朔藩镇的纳士状况、河朔藩镇人员构成成分的考察 ,揭示失意士人入幕河朔的无奈的心理状态。     

杜甫夔州诗与三峡文化关系论说

唐代大历年间,杜甫寓居夔州,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创作了430多首夔州诗。杜甫及其夔州诗从类概念上说,总体包容于三峡文化的"大范畴"。杜甫的夔州诗用诗性化的语言描述记载了三峡文化的各个方面。杜甫及其夔州诗极大地推动着三峡文化的生成,影响着三峡文化发展。这是杜甫留给三峡人民的宝贵财富。     

韦应物交游考

本文主要利用出土的唐代墓志,结合诗文等其他材料,考察了韦应物诗中涉及到的几个人物的生平中的一些事实,拟定了这几篇诗的写作时地。     

唐代山水田园诗背后的城市意象

唐代山水田园诗作为诗人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情感表述,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而且反映了城市作为人工设计的场所与自然空间及乡村的非设计空间三者的联系,从山水田园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成长环境、成长历程对其影响以及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态度.     

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探析

依据相关史料探析了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情况。唐朝与印度在乐舞方面互有交流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作品和乐器两个方面。在乐舞作品方面,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和“击瓯”等音乐节目都曾传入了印度,而印度的《霓裳羽衣曲》、《菩萨蛮》、《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苏合香》、印度七调等也曾传入唐朝,并对中国乐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乐器方面,印度的凤首箜篌、五弦琵琶、铜钹、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也都传入到了唐朝。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论鼓吹曲辞与中古时代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

魏晋迄唐的乐舞史诗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及《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中,为沿用《汉铙歌十八曲》曲调而创作的新题乐府,表现历代王朝开国承家的诗性历史。乐舞史诗作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史诗范型,与中古时代战争频仍、改朝换代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音乐制度、民族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 “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列子释文》声类考

唐代殷敬顺<列子释文>音切中声类分布较复杂,大致以<切韵>音系为基础,存在少量的混切情况,很有可能是当时实际音读或方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