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论王肃的经学思想

王肃在扬州和荆州两个地区生活了十八年,充分汲取了两个地区经学传统的养分,在他的注经活动中,求真正俗,敢于批评权威,体现了扬州之学的风格;广注群经,创建独立学派,继承了荆州之学的精神。王肃的求真思想,体现在对以往注经错误的纠正上,对荒诞神学的批判上。王肃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恢复儒圣之地位,另一个特点是对经学进行义理方面的阐发,第三个特点是为现实所用。王学与郑学,并非此兴彼亡的取代关系,而是长期互补互争,矛盾共存。这是经学内部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于经学发展大有裨益。儒家经典中,不乏对自然、社会、人的理性思考,只不过今文经学将这些理性思考淹没在繁琐章句中。魏晋玄学家们把经学变成义理之学,王肃受玄学影响,也比旧的经学家和新兴起的郑学更重视义理方面的阐发。这就使得先圣们对天地人的理性思考被重新发扬光大。这是思想的种子,是南北朝隋唐吸收外来佛教的核心载体,是隋唐以后产生的理学心学的思想基因。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研究民国时期经学的检索困难及应对之道

目前,可用来检索民国时期经学研究数据的工具书不少,但就研究这一时段的经学来说,现有的工具书并不能完全解决检索数据缺乏的困难。主要困难表现在以下几点:(一)缺乏较完备的目录索引;(二)经学专著搜集不易;(三)期刊分散于各图书馆,搜集不易;(四)民国时期的经学家著作有待整理;(五)经学本身不受重视。在现有条件下,加强对经学特别是民国时期经学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在高校中重开经学课程;(二)编辑民国经学丛书;(三)编辑民国学者经学论文集成;(四)编辑民国经学家著作集;(五)申请研究计划;(六)编辑经学家传记数据索引;(七)访问经学家的后代和亲友、学生。     

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

北朝赵郡李氏的迁徙分布及其与李唐先世之关系高诗敏赵郡李氏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宗族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不断以赵郡平棘为基地，向周边各地迁徙，从而促进了徙居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对其分布地域的考察，也有助于对它与李唐关系进...     

皇侃《论语义疏》的诠释特色

皇侃《论语义疏》是目前能够确定的,南北朝时期完整保存至今的一部儒家经学著作,也是唯一一部义疏体著作,因而具有"存汉晋经学之一线"的重要地位。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广泛吸收玄、佛、道的思想来疏解《论语》,这不仅有利于儒家经学的发展,而且彰显了南北朝时期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发展趋势。     

古、今文经学之争与许慎的《说文解字》

两汉时期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促进了文字训诂学的发展。作为古文经学家的一代宗师 ,许慎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 ,撰成了他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 ,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同时 ,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 ,成为两汉经学合流的先导。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论北宋初期经学的因变

北宋初期的经学,以因循前代经学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孕育着新变的思潮。北宋初期的经学大师邢昺,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开启式人物,其思想呈现出因循与新变的二重色调。邢昺之后,义理之学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人物"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成为宋代理学的先行者。     

论经学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作为经学家兼诗人,其诗歌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经世致用经学观的影响,王安石前期将诗歌囿于"礼教治政"范围,重视诗歌美刺作用,作为抒发政见、维护变法革新的载体;扩大诗歌题材,有社会政治诗、咏史怀古诗、歌功颂德诗等;丰富诗歌语言,大量使用和化用经学语汇、引用经学典故。经学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王荆公体"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皇侃《礼记》学探论

皇侃的《礼记》学上承汉代经学家的治经传统,既有古文经学家注重名物制度和文字训诂的特点,同时也有今文经学家注重章句之学的特点。皇侃的《礼记》学多遵从郑玄,但是也有与郑玄相乖离的地方。皇侃的《礼记》学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义疏之学的特点,对唐代乃至唐代以后的《礼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变法之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廖平既是华夏世界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学家,也是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家。在尊孔的原则下,廖平的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深厚的、源出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廖平经学先后经历了“六变”,其中的“前三变”,分别着眼于经学上的“今古之分”“尊抑之分”与“小大之分”,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持续不断地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变法之议”奠定了“变法之理”。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阐述,既展示了其经学的法理向度,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法理学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成就。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演进过程来看,廖平的法理学既是儒家的法理学,同时也是玄想的法理学,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

儒家经典的注释体裁由过去的传注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的义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究其愿因，有经学发展中自身的因素和外在的影响所致。文章分三部分对此作初步的探索，论述了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与佛学、玄学，以及与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南北朝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     

两晋对《春秋》史学性质的重新审视

两晋是《春秋》学的兴盛时期,《春秋》及其三传的经学研究著作丰富繁多.受晋初出土史料的影响,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两晋,《春秋》的史学性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两晋经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春秋》的史学本质,两晋史学家则纷纷模仿《左传》以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