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实业“自强”思想与实践述论

曾国藩实业"自强"走过了一条购买——仿造——学习的发展道路,而致力于仿造,他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仿造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实用蒸汽机和木壳轮船;在两江总督任内为经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殚精竭虑,多方筹措经费,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学习西方制器之"奥窍",提倡自办学校和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制器之方,培养科技人才。他的自强之路,以仿制轮船为首务,将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力图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尽量使轮船制造国有化,从而使得他追求的自强迥异于李鸿章等洋务派追求的自强。     

曾国藩自强观之再考察

学界对曾国藩及"洋务派"的自强观研究虽多,但对"自强"涵义的演变及时人议论"自强"的语境似有所忽略。"洋务"与"自强"的涵义在同光之际便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治外",后者则侧重于"治内"。曾国藩继承了魏源"以治内而治外"的"自修自强"路径,主张从"制器、学技、操兵"入手,仿西人之意而精通其法,不求近效,铢积寸累,逐步实现自强并付之实践。虽然其在对外交涉中委曲求全以力维和局,但意在通过自强来"期永久之利","收远大之效"。其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尤其是倡导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等举措,其成效在当时虽不能立竿见影,但对后世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求富——治本”:后期洋务思潮的新模式

洋务派在近40年的“新政”实践中,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自强”,就得造船制械,就得发展军事工业;要想发展军事工业,就得广辟财源,兴利求富,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此即马建忠所说的:“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洋务派首脑人物们认为,兴利求富不仅具有裕饷开源的意义,且有“分洋商之利”,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意义,李鸿章就说过:“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 “自强——求富”这一近代化模式的实现,必须以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瓦解为前提。当整个社会形态仍处在中世纪时期,政治结构、经济组织以及人们的价值系统仍是传统而非近代之时,急功近利地“求富”便只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所以,从逻辑角度看,李鸿章等人以纾燃眉之急的“求富”虽无过错,但从社会进步角度看,这种“自强——求富”模式却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     

洋务派主持下中国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起步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期间30多年,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士绅,他们与封建顽固派不同,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建新式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通过这些措施,尝试了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这个过程充满了个性特色,与西方各国的近代化过程相比,差异明显,其中有三个特点,简直与西方近代化过程大相径庭.     

太平天国对待西方文化的原则性——从“洋老师”、“西洋番弟”到“与番人并雄”

在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开始时期,洪秀全学习、借鉴基督教,创立了拜上帝教,其要在人间建立天国;洪仁玕进一步提出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蓝图,欲"与番人并雄".他们都坚持"洋为我用"、独立自主、友好往来的原则,坚决反对外国的侵略,维护国家的权益和民族的尊严.     

洋务派的民生观及其实践

民生状况关系统治的兴亡继绝。洋务派在制定和推行其改革方案时,比较重视民生问题。在思想方面,他们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民富才能国富”,主张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民生问题,主张用国家政权力量保护民间资本主义发展,并且把改善民生与抵御外侮换回利权相联系。在实践方面,他们倡导主持创办了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大型民用企业,在指导思想上有便民利民愿望,在实际上也收到一定成效。洋务派的民生观和实践既反映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又体现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带来的时代特点。他们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但却足以给人以许多启示。     

师其意不用其法——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二题

孙中山很早就向往社会主义,高度评价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但他也不主张在中国全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引起工人和农民的强烈不满,以致列宁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自己的《建国方略》基本一致。此外,孙中山很早就看出资本主义的弊端,不主张中国走西方的发展老路,但并不全盘反对资本主义,而是主张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面,预防并避免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等社会病症。他从对美国"福特制"的研究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仍有其自我调节、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因而提出四种推动"社会进化"的办法,企图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对马克思的学说,孙中山认为应该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师其意不用其法"。他主张,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推动"人类进化"的"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政企关系

19世纪60年代，近代中国开始了以"求富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发展军用产业必须以一系列的民用产业为基础，"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①。于是民用产业成为新一轮洋务运动的重点。而这时大批的非盈利性的军用企业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清政府再已无财力支持大规模的民用产业的建设，开发新的利源成为迫切的需要。洋务派看到西方股份制企业"可以收众擎易举之功"③，但他们又不愿放弃对新式民用产业的控制权，于是设计了由商人集股出资、政府控制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     

严复的"西学"思想探析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他"西学"救国核心思想的形成.他通过著书、翻译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力倡西学"愈愚".严复的西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亦有其局限性.     

也谈洋务派与林、龚、魏

最近,有人论及洋务派与林、龚、魏的关系时,以“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对待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态度”作为衡量标准,将曾国藩、李鸿章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在“师夷”的目的上和具体主张上完全不同。林、龚、魏的“师夷”,“是为了打退西方的侵略,使国家和民族富强”;洋务派“骨子里和行动上却是媚外。“洋务派与林、龚、魏的主张相比,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从而断言:“洋务派不是林、龚、魏的后继者,是而林、龚、魏爱国思想和事业的背叛者”(见《光明日报》1981.11.23),如何看待洋务派与林、龚、魏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也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因此,笔者不揣冒昧,也对此谈点粗浅的认识。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应当以什么作为衡量     

近代思想史的丰碑:戊戌思潮──纪念戊戌维新运动100周年

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被卷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造成巨大恶果，激起人们对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莫大愤慨。痛定思痛，人们开始深入探讨甲午战败的原因。许多有识之士对洋务派所谓“新政”进行历史总结，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效仿其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而且应效法其议院、宪法、君主立宪之体。此时，向西方学习已成为思想界共同关心的重要社会课题。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争取社会进步与民族自救的潮流逐渐形成。戊戌思潮正是社会各界爱…     

论晚清早期改良派的思想特征

晚清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崛起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代表人物大都和洋务活动有联系,后又超越了洋务派。他们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某些思想政治学说,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反映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为摆脱民族危机,大胆提出改革封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思想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呼风唤雨。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晚清早期改良派大都来自封建士大夫阶层,有的还曾经跻身于官僚行列,都受     

评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洋教观

从18世纪60、70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中出现了象王韬、容闳、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为幕僚,或为出使外国使臣,或为中下级官吏,或为未入仕的士子,共同特点是地位并不显赫,多少接触过西学,有的还从事过近代报刊编辑和企业的创办工作。正是从自身的实践中,这批思想家逐渐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弊端,要求广泛学习西方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这样他们便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他们的思想既继承了鸦片战争后     

中国共产党反对“和平演变”的历史考察

所谓"和平演变",就是国际反动势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图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这是西方资产阶级以武力手段绞杀共产主义失败后采取的一种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较量的主要方式,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为挽救其必然灭亡命运而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战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敲起了警钟,不断教育全党提高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清变幻的国际风云,提高对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的警惕,寻求反对"和平演变"的对策,有     

近代直隶工人队伍状况述略

(一) 直隶工人队伍,特别是产业工人,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近代工业产生、发展起来的。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蜂涌而来。他们凭着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一系列“从头到尾都是侮辱”的条约,获得了在我国沿海一些城市开设商埠、设立租界、开办工厂的特权。1860年,根据中英北京续增条约第七款的规定,英国辟天津为商埠,在天津城东南划紫     

外资与晚清工业化

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之下,清廷中央和地方的有识之士,自上而下地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以达到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创办了一批军用、民用企业,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     

晚清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与传统大同理想的激活

近代仁人志士在仰慕西方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同时又对欧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积弊深感恐惧,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思想一传入中国就立刻激活了他们对传统大同理想的向往。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资源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舶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大同设想,于晚清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大同热。纵观这一热潮,与其说他们认可和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倒不如说是"旧瓶装新酒",借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向国人展示了一幅幅新的乌托邦画卷。     

“全球伦理“意识形态化揭蔽

"全球伦理"表面上主张全球"共同繁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实质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全球伦理"具有一定的虚假性和欺骗性,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提出应对"全球伦理"的策略很有必要,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大学》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症候

以<大学>作为参照来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盗西方火种煮自己皮肉的始料不及、事与愿违的症候.如果说<大学>的启蒙是"复其初"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就是"化其初"了,<大学>的"复其初"是去掉"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得乎天",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化其初"则是借用西方的主义来"替乎天".于是<大学>对人的本性的追问被西方思潮的迷雾给搁浅和中止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得不从"脑的文学"走到"口的文学"再到"身的文学",不得不从"人的文学"开始,一步步走向了"非人的文学".     

近代中国实业家及其管理思想初探

一 近代中国实业家的崛起发端于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它是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而产生的。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殖民势力“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代。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把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势力向辽阔的中国大地进行渗透。侵略势力的触角所到之处,封建经济的基础被破坏,封建统治集团在面临灭亡的恐惧中逐步分化,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开始出现新的游离和组合。随着西方在华企业的增多以及新式机器的大量输入,一些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开始向资本主义式的机器工业过渡,一批原来的中小商人和手工场主随之进入实业家队伍。与此同时,一批洋务派官僚经过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也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试图以此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