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文学空间论域下的文学理论之生成

空间认识论是文学空间的必要前提和深层结构,历观文学对空间的理解和表述,随着空间认识范式的变化,文学空间经历了从静态物理空间到精神心理空间再到当下动态多元空间的历程。在当代空间转向语境下,重审文学与空间认识论的历时关系,从社会文化语境理解文学,再现文学空间,并见出文学与文化之复杂关联,对深化文学空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文学空间理论构建中,必须避免将"文学空间"缩减为"文本再现空间"以及忽视文本审美纬度而一味趋向大文化研究等研究取向,多元性、开放性、异质性等必将成为文学空间理论必然的文学空间观。     

中国"公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基督教文学作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苑中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而璀璨的景观.随着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基督教文学这一传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传播和延续.虽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育不甚充分,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提倡和实践,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教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公共空间、文学场域与现代性——以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在文化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公共空间"构成的"文学场域".依靠文化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现代性语境中的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延续 ——冷战结构下的香港文学

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自1949年后开始走向分离,大陆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为右翼文学所控制,只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文章从"左"与右、 现代主义和通俗文学等三个方面讨论香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论巴赫金"丑角地形学"的生成机制

巴赫金的丑角地形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丑角地形学融合了巴赫金源于狂欢化诗学的丑角理论与源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学空间理论。巴赫金理解的丑角是通过欢笑对现实进行反抗、展现人民大众“大无畏”意识的喜剧形象。文学的空间在巴赫金看来是充满观念性的主观空间。巴赫金在文学作品中挖掘丑角地形学涵义,本质上是为了再现狂欢文化的反抗意识。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

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和后现代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因此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现代范式建立在启蒙精神的基础之上,强调普适价值和理性原则,彰显文学的语言审美功能;而后现代范式则更偏向差异性的价值观,更关注文学的政治意义.两种范式相互纠缠抵牾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不和谐音.反思这一范式的冲突,如何超越现代/后现代的对立,探寻文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路向,乃是当下理论界需要思考的难题.     

文化传承、审美认同与叙事建构——论文学艺术与现代传播媒介的关系

文学艺术与信息传播是源头与支流的关系,现代传播是文学发展与进化的自然结果,传播媒介的内容、类型、形式、写作方法与文学创作关系紧密.文学艺术与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人类选择的完善人格、愉悦身心的方式,现代媒介的信息传播多是通过文学叙事方法和修辞手段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兴起在价值观念、审美情感诉求上具有一致性,与民族国家的本土性、民族性及族群发展紧密相关,是一个国家民族特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重写现代文学史中的五大问题

重写现代文学史有五大问题: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三是“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四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问题;五是现代文艺思想论争问题。应辩证地、妥善地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现代文艺学建构视野下的瞿秋白文艺思想

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其文艺思想非常独特而富有创见。我国现代文艺学草创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过“五四时期”学术典型的初步建构,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40年代,各种不同文论话语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出现了各种“主义”的译介热潮,其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影响最为深巨。瞿秋白是马列文论“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和伟大开拓者,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主要奠基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中介人。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是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变革的催生剂,也是作家作品生产的重要载体。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经验,特别是总结近三十年来的研究经验,将会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整体性提升。而进一步提高期刊研究的理论自觉,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则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文学批评的理性精神与现代品格

新时期文学批评经历了根本的转型,呈现了"重新估定价值"的批判精神、发现"人"与"文学"的探索精神、交往理性与对话诗学、以"自省"为基础的现代性等现代品格。从建设的角度来看,新时期文学批评有其不可抹杀的成就,需要对其进行辩证而科学的评价。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