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宗族的弱化与基督教在乡土社会的发展 ———以豫西李村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考察表明,宗族组织的控制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是阻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原因。对豫西李村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分化和专门化进程,宗族的部分功能被市场代替,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亦随之弱化。从历史考察与现实的个案来说,宗族的弱化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反过来,基督教的发展也进一步弱化着宗族的力量。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慢慢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基督教是宗族的功能替代项。     

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

随着有元一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传播,最终促使温州士大夫接受并进行社会化的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族建设.在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如族谱修撰、祖先祭祀、祠堂建设、族产兴置、家族教育、族人救济等领域的实践,使元代成为温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

张栻、魏了翁具有丰富的实学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求实求理 ,重躬行践履 ,对欲、利的肯定 ,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等方面。并且 ,张、魏了翁作为蜀籍学者 ,又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 ,沟通了湘蜀两地的文化 ,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实学与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朱熹理学的传播与徽州和谐社会的建构

朱熹理学在徽州地区得到传播与实践,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理学的精义通过教育得以传播并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思想学说必然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理学与宋明时期的严州书院

在历史上,严州是一个理学十分发达的地区,该地区理学的传播主要依托于书院来进行。在浓厚的理学思想氛围的作用下,严州的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结合,主要体现在:理学家在书院的兴建与维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书院讲习的内容和学规的制定包含着理学色彩,书院推动当时及后世理学的发展。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略论两宋书院与理学的传播

两宋时期书院兴盛一时，极大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这一时期理学的勃兴是和其学派利用书院讲学传道、传播其思想分不开的。书院与理学传播的结合，一方面为书院发展提供了人文基础和思想文化土壤，为书院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自由的活力，另一方面极大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扩大了其在学术、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为理学上升为宋以降思想界之主流、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豫北植棉业的增长及其特点(1912—1936)

民元以来,具有悠久植棉历史的豫北借助华北铁路网的形成,改良棉种,改进技术,植棉业迅速发展,棉花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对豫北地区商业和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棉花种植在宋元初即有江南传入豫北,而豫北也在近代成为河南植棉业发展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民元以来豫北植棉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呈现哪些不同与过去的时代特点?本文试图以民国建立到抗战前豫北地区的棉花种植为例,作一探讨。     

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

保巴是元代理学正传以外有影响的蒙古族哲学家、思想家，其天道观、心性论直承两宋，又有所发挥，为理学的传播和复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保巴的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透视到：元代理学为了适应其自身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论湖北现存碑刻的历史文化价值

碑刻作为珍贵历史文献的载体正在加速消失。经过湖北现存近二千块碑刻搜集整理,发现其对于进一步揭示湖北历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湖北地方社会宗教传播、农林水利、生态环境与商业发展,而且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宗族自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以及明清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历史。该碑刻为湖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史料,其价值弥足珍贵,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略论清代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和影响因素

清初,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受统治者严厉的文化政策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在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发展后,理学和经世实学渐兴,为大同地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和文化支撑。地方官和文人也参与其中,积极支持推动刻书业的发展。至清末,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中也不乏经世致用之书。国家的文化政策、地方官和文人成为影响清代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女真千户到朝鲜王朝的开国功臣——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评介

青海李氏家族始祖李之兰祖籍中国南宋,为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之子岳霆后裔。其先祖为躲避灾祸而投奔金朝,融入女真族,后迁居朝鲜半岛东北部青海地面(今朝鲜咸镜南道青海郡)。高丽末期,李之兰率领所部女真族人归附高丽王朝,后跟随李成桂南征北战,抗击倭寇,平定内乱,安抚女真,稳定边疆,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为朝鲜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而李之兰之后裔,历经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接受朝鲜民族的文化习俗,最终融入朝鲜民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员。     

论胡适“近世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胡适“近世哲学”的思想概念的反思,综合20世纪以来有关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研究成果,超越宋明理学研究与明清之际学术研究两大阵营对立的各种观点,力求更加全面地看待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对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的影响。     

关注姓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研究--以陇西李氏的地望为例

陇西李氏的地望,是西部大开发的一项文化经济资源.它的显赫地位的确立,实以唐朝为关键.本文从李唐地望的系属,唐皇先祖的世系及李氏陇西地望的提升等方面,论述了唐朝皇族与陇西地望的关系以及研究和保护姓氏文化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从经学复兴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这种学术史氛围,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清初的经学复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主盟学坛,清前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的经学复兴期、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沉潜发展期、从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时的考据学派正式主盟学坛期。乾嘉考据学派形成的原因历来有"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等三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但三说各失偏颇。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自身的演进规律综而论之,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自明朝后期出现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演进趋势使经学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学风致力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圣人的济世良方,但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心性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空间,因而理学在"尊德性"之外的另一面,即"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就凸显出来。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同时兴盛,出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理学家有两大目标,一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二是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的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     

从纳妾问题看天主教在晚明的传播与接受

纳妾问题是晚明在华天主教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耶稣会传教士在对中国传统蓄妾习俗的批判中，多立足于天主教教规和西方家庭伦理，从制度失当和社会危害等外在层面进行论证。而中国士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的过程中，则多立足于儒家道德规范，把遵持一夫一妻制视为守贞的修练方法，将之吸收内化为宋明工夫论的一项道德实践；他们以“内圣外王”为出发点，以改造晚明道德失范的奢靡风尚为目的，希望能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机。本文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入手，分析晚明天主教本土化的特殊历程，探讨中西文化间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流人遣戍与清代东北儒学的演变

儒学在古代东北地区的传播,是"用夏变夷"与"忻慕汉化"合力的结果.但在清前期,源于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性质,东北儒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在清初"旗民两属二重管理体制"与封禁政策所构成的基本框架与空间内,为了维护本民族特质,官办儒学发展滞后,为文化流人儒学教育活动所补充,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儒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化流人推动的.文化流人传播儒学的活动,最初与维护"国语骑射"等满洲习俗并不相悖;但随着儒学的传播,八旗子弟学习儒学热情的高涨,有碍满洲风俗,导致东北儒学政策有异于汉地儒学,由此可见统治者维护本民族特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