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体制概念与结构的法理辨析

以前的研究一般认为,司法解释体制应该是一元一级的体制,反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司法解释权[1],或者将司法解释体制局限于个别性司法解释的范围[2],但是笔者认为,体制内的构成成分应该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将个别性司法解释排除在司法解释体制之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可以继续存在,但其独立作出的解释需要限制在程序法方面,而实体方面的解释应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进行.高级人民法院在被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作出(规范性)司法解释.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文件,但不宜称为规范性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渊源地位.     

司法解释体制下的法官解释权——以法学方法论体系为视角

在理论法学界讨论法学方法渐成热点的背景下,中国司法体制下建立的司法解释制度与法学方法论当中的法律解释理论存在着切合的可能和必要。通过分析司法解释制度和法律解释理论,试图厘清中国语境下"法律解释"的双重意义,提出法律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并以司法解释制度下的司法解释权作为典型考察对象,着重论述建立在法学方法基础上的法官解释权。其意在划清司法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之界限,为法学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提供思考之进路。     

关于“两高”确立的刑法罪名再探讨

为了刑事司法的适用,作为掌握司法解释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精神,使"两高"作出的罪名解释都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指明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来看,"两高"的罪名解释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缺陷。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司法解释确立的罪名的研究,对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切实保证司法适用的高度统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权的规范分析

《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就审判活动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拥有解释权,该解释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司法权的统一特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解释权,并不意味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裁量解释权被剥夺。在现实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些已经明显超越了法律赋予的行使解释权的范围,呈现出"立法化"的倾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范解释权必须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得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立法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学界当下的关注点不应再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存疑，而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合法行使司法解释权上。     

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及其改革与完善

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对司法解释界定的基础上,从制度、体制的层面上就现行司法解释的运作方式和过程进行反思,探讨了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对我国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与科学、理性的司法解释体制的建构等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介绍了司法解释的含义及功能,认为传统的学术观念应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归纳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的特点,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浅议受贿罪若干问题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处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完善受贿罪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但关于受贿罪的认定仍有分歧。为此,针对受贿罪受贿的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认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存在的歧义,应当逐一进行阐述分析,探讨完善建议。     

刑法司法解释:现状、成因及其走向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解释权力的异化、解释主体的泛化、解释内容的分散化、解释效力的矛盾化等问题。目前,"两高"发布具有普遍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最终将还原成为一种司法技术。     

中法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比较研究

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主要体现在受理被告人不服各级法院终审判决而提起的撤销之诉和特定情况下的再审之诉,以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包括:受理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受理重大的一审案件,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以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相比,后者有若干不能有效维护法律统一适用的地方,进而影响了最高法院的权威。     

论案例指导制度

2005年案例指导制度正式列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中,以实现统一和灵活适用法律的功能。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实现统一法律适用职能的两种形式,但它们在效力和形式上都不同,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强制力。指导性案例的形成和效力来源亦不同于英美法的判例,它是下级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发布,下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参照适用。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日益融合的趋势下,指导性案例结合了两大法系的可能优势,形成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创新点。     

新时期食品安全犯罪取证问题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大。伴随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发布,食品安全再次成为热点。食品安全犯罪作为备受关注的民生犯罪,对其予以严厉惩罚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食品安全犯罪由于其隐蔽性强、涉及范围广、广泛运用高科技等特点,在对其处罚上存在着查证困难、证据难以保存等现实问题。所以,有必要从加大对客观证据的收集、鉴定结论的运用、程序衔接等诸多方面完善此类案件证据的收集与适用。       

试论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及其司法适用－－基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相混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保证期间当作除斥期间,但又缺乏民法基本理论支撑,使保证期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极为不便.本文依据民法的基本理论,基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视角,对保证期间的法律性质及其司法适用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安徽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研究

2004年,中央决定在全国部分农村地区实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试点.安徽省芜湖市被国家确定为试点市,同年,定远县也被安徽省确定为试点县.2005年,试点工作在全国普遍推广,惠及安徽省的各个县市.本课题组对部分试点县进行实地调研,综合其他材料对安徽省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的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家庭成员”之界定

我国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中对＂家庭成员＂界定时,需厘清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等法律对＂近亲属＂规定的混乱局面,遵循大陆法系传统,借鉴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成熟经验,以＂近亲属＂概念界定＂家庭成员＂。应借鉴国际社会和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或地区的成熟立法经验,扩张＂近亲属＂概念,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于具有同居、恋爱及其他相关亲密关系者,准用家庭暴力防治立法的相关规定。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并不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