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观点综述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运用综述分析法,归纳总结“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典型观点,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重点围绕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农村社区及其运行逻辑、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于农村社区现实困境与治理危机、关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以及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研究结果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在理念与实践方向上尚存争议,但乡村建设已在推动,其主要治理模式表现为本土精英自主型、政治权力主导型、政策资源干预型和社会资本下乡型。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在于重构治理主体,培育职业化农民精英阶层,内化“外部资源力量”,实现农村社区的合作共治。     

社区变迁中“人的城市化” 建构与反思———以ＮＪ 市ＸＬ 农牧场Ｓ 新村为例

伴随国家城镇化迅猛发展,新型城市社区建设也在迅猛推进。在城市化变迁与发展过程中,拆迁安置“新市民”能否适应新的城市化社区发展环境,新型城市化社区如何建设,成为目前社会建设与管理工作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回顾社区变迁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以一个典型“二元社会”农牧场的城市化社区变迁为例,揭示拆迁安置社区在城镇化变迁过程中的嬗变价值。研究发现,“二元社会”农牧场变迁为“新市民”社区,不但给社区建设带来了新课题,同时也使“人的城市化”建设迫在眉睫。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建设,使“人的城市化”理念得以落实和彰显,是“新市民”社区建设的主题。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河北省易县“发展干预与社区转型”社会实验室

河北省易县坡仓乡距北京200公里,是一个有着约6000人口,9个行政村,总面积72.6平方公里的山区乡镇。作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发展干预与社区转型“社会实验室,易县坡仓乡研究基地占有重要的地位。1996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王伊欢副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易县研究基地开展“以研究为导向的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主要项目活动包括农民能力建设、周转金提供、水资源利用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以项目为载体,研究团队长期深入到农村和农民中间,积累具体且深入的案例,记录农村社区的变迁过程,开展了十余…     

我国乡村建设关键与浙江“千万工程”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在阐述我国乡村建设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个重要关键,一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力量;二是既要解决有效供给,又要重视有效管护;三是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置。在阐释浙江“千万工程”实践及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浙江“千万工程”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即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治理中,应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也就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以及“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以充分发挥不同制度对行为主体在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和营运管护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浅析建设农村社区的意义

农村社区建设是时代的要求,农村社区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从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实践出发,阐述了农村社区的内涵与功能,探讨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分析全面建设农村社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新单位化现象——基于浙江省嘉兴市的实践分析

以土地流转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偏好、以住房改造隔离农民与村落的空间联系、以行政化社区组织的搭建瓦解乡村熟人社会及以城市社区服务标准催生新社区居民的“城市意识”是浙江省嘉兴市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主要方式和实践过程.在新社区建设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社区庇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社区法团主义的产生和扩大、社区父爱情结的再生与扩张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单位社会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终结,相反,它正以特殊的形态发挥着作用.正视这个现实是开展好新社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建设的前提之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探讨

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关概念;其次以实现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的实践场域、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本土进路探究出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最后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围绕“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大方面;围绕“微治理”的现实进路等,以供参考。     

传播基础结构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社区故事讲述

从传播基础结构角度讨论了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社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社区创造了全新的“传播行动环境”,从而构建了乡村“公共领域”,影响村民的家庭、邻里、社会互动和乡村社区故事讲述网络,促使村民故事讲述网络与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融合,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释义与实践发展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城市基层民主的形式是“居民委员会”,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实践的创新,“城市社区”延伸和取代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含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经历了初创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即城市社区从“法律上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建设的政府领导——政府领导与居民自治的双重属性”的变化,推导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地位可能的两个趋向,即社区自治的归位和政府领导的弱化.     

基于地方特色资源的农村休闲旅游社区营造模式

从农村休闲旅游社区营造的必要性和意义入手,分析农村休闲旅游社区营造的可行性,即丰富的农村特色资源是营造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是营造的保障,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是营造的动力。提出从原地改造型、区域集中型、部分改善型三个途径营造农村休闲旅游社区。阐述基于地方特色资源的农村新型特色社区营造模式应以地方特色自然资源、人文历史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人为景观资源为定位。提出农村休闲旅游社区营造中的关键问题为政府引导与农村居民深度参与,产业发展与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统筹规划与留人机制设计。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 社会空间 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中国农村社区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考察视角

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与国家政权相区分,远离权力系统的社会组织.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重新规划,使之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合理介入,乡村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这必将加快实现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转型.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新时代乡村振兴社会工作者专业核心能力的构建与实现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体现其核心能力。乡村振兴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涉及价值、知识以及技术三个维度，具体包括优势与能力为本理念、社区命运共同体理念、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三农发展知识、社会治理知识、社区营造知识、社会分析技巧、社区设计技巧、社会照顾技巧以及社会动员技巧等十个方面。新时代乡村振兴社会工作者专业核心能力的建设，要统筹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科学化，整体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评价的系统化，持续增强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能力运用的规范化，全局引领社     

新型城镇一体化中的乡村营造研究

乡村建设实现在地居民“好住”“好留”及“美好的生命记忆”的永续目标,最后把成果导向自觉发展来回馈地方历史文化与自然的保存。城镇一体化中乡村建设是在营造一个新文化、一个新人,都是以社区在地的创意生活达人为制作人,以社区历史人文为布景,以在地山川城乡街廊为舞台,以社区创意工艺和商品设计为道具,以所有参与体验过程的居民为演员,在可居的乡村社区,通过乡村社区生活演出一场创意生活的大戏,为乡村社区的人文环境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更好的明天。     

“家园遗产”:情境、主体、实践——基于台湾原住民及“社区营造”经验的探讨

如同遗产是一种文化过程,“家园遗产”的提出以及实践亦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过程.它是针对在遗产运动过程中,遗产的原真性拥有者自身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处境所提出来的.它是对遗产真正主体的一种尊重,也是族群应对全球化、民族-国家权力、强化自我认同的工具.台湾当下的原住民“家园遗产”意义上的部落重建就是在此历史情境下生成的.同时,台湾社会一场意在应对全球化和自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赋予台湾原住民重回部落、建设家园的一种“由上而下”的积极力量,亦是探讨台湾原住民家园意义上的遗产实践不可避开的情境.此外,“社区总体营造”与“家园遗产”概念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它一方面例证了“家园遗产”实践的可能性和意义,另外一方面丰富了“家园遗产”主体的内涵.     

“国家和社会”框架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以江苏省A 县L 镇为例

文章在“国家和农村社会”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农村教育、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项目的形式加大教育投入,县级政府在统筹县域乡村基础教育资金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出现了偏差,乡村社会遭遇“被调整”加速衰败.导致县级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有“被城市化绑架”和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