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张载心性论的几点思考——基于佛教视角所作的考察

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理学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又鉴于北宋学术多元,三教融摄的社会状况,选取宋明理学奠基者之一、"出入佛老几十年"的张载之心性论思想为代表,将其"心统性情"、"大心"等心性思想与佛教心性论作对比研究,以期对理解、认识张载理学思想与佛教相关思想间的借鉴、融摄关系有所帮助,以及弥补学界对张载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欧阳竟无为何要坚持“体用简别”思想?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以"体用简别"思想为核心,有体用对立、即用显体、即体摄用、即体求体等多种形态,都与唯识学的"体用不二"思想不相符合。从思想渊源上进行考察,可知"体用简别"思想与朱熹"理气论"的"理气二分"思想,在逻辑上、思维上、思想上具有同质性,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佛学化。对"体用简别"思想的极端表现"无余涅槃唯一宗趣"思想进行考察,可知欧阳竟无的生平经历激发了他解决生死大事的强烈愿望;而一方面批判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误会,一方面基于其思想的理学本位而要为自己的佛学研究做出合理性、合法性之辩护,甚至要用"无余涅槃"作为沟通儒佛的根本和关键,则是更为深刻的原因。佛教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佛教化"与"中国化",同样是体用不二的关系,这反证了欧阳竟无的"体用简别"思想是非佛教的。     

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命困顿与心灵焦虑使得佛教蔚然盛行。汉唐时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宇宙论,到重视本体论,再到重视心性论这一转变,心性论的凸显促使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内转。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内向型的关于心性的宗教,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佛教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内心如何觉悟的宗教。在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影响下,唐宋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型,宋明新儒学也从主张"性即理"到主张"心即理",变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心性化儒学。内在化、心性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个体化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尊严意识,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禅宗与泰州学派那里都有着鲜明体现。但是内在化心性思潮过于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天道自然、机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明代中期以后,儒、佛、道在心性思想方面的汇通达到一种平衡,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中国思想全面僵化。明末西洋历算击败中国传统历算,天学的失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危机。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与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外向性,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外转。在内外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华佛教第一宗──试论天台宗的形成和特点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一个宗派，是佛教中国化的最早模式。早期中国佛学受印度宗教思想渗透很深，自天台宗问世后，在融合儒道两派思想和印度佛学基础上，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形成具有明显中国特点的佛宗思想体系；标志着儒、佛、道三大哲学流派的融汇贯通，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佛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和佛教作为一种重要宗派的地位，在我国日益巩固和确立。天台宗堪称中华佛教第一宗。五世法统共创台宗天台宗形成和完善过程，是经过五代高僧共同努力的结果。天台宗佛学思想渊源于龙树，初创于慧文，理顺手慧…     

试论净明道的思想与特色——以儒佛道“三教融合”为视角

南宋中后期、金元之际所产生的"新道教"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比以往更加注重融摄儒、佛二教的思想资源来充实和提高自己。主张"三教融合",既是它们顺应时代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它们各自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净明道较侧重于融合儒家理学,在强调伦理实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心性之修炼。净明道还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在心性论和修道方法上都受佛禅较深的影响。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论三教融合背景下的正一道

正一道作为中国道教发展后期两大派别之一,兴盛于元末明初,是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三教合一的理论背景和社会风气下发展至于鼎盛的。正一道不仅对道教内部各家各派的道法进行了融汇,而且经过吸儒纳佛,使道教的理论得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成为中国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道派之一。正一道融摄三教受儒佛思想尤其是儒家理学的影响至深,表现出明显的儒化色彩。     

大慧宗杲视域中的儒学本源、工夫与伦理

正入宋以来,传统儒学进入建构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新阶段,为促进新儒学的塑成,宋代儒者对佛教进行了全幅地认知、理解与评价,以吸取佛教资源。同时,对于宋代佛教而言,如何在新时代下从佛学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与重构,已成为宋代僧人的时代任务。临济宗杨岐派的大慧宗杲禅师正是援佛入儒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宋钦宗赐号"佛日大师",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市)人,临     

近代儒佛关系史述略

儒佛交互不自近代开始．但近代中国社会天崩地解般的剧烈震荡，赋予了懦佛关系以新的特点。佛学与儒学的交涉、碰撞基本上是不依傍政治权力的，是由学者、思想家自由自主地进行的。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儒佛之间的种种牵缠纠葛，似乎仅限于某些学界名流和居士、学问僧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思想的意义是超越时代的．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儒佛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结．因而对百多年来的儒佛关系史加以梳理，仍然是今日学术的一个课题。一、经世佛学与儒佛交涉梁启超曾说，“晚…     

佛教心性论对古代文艺创作心理学的启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哲学发生转变的时期,即由本体论的探讨转向心性论的求索,这种转变与佛教心性学说的渗透与影响有极大关系。这一时期,文艺也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成为“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其特征就是突出了艺术家艺术心灵与个性的抒写。有唐一代,唯识学一度盛行,而禅宗的“明心见性”理论更是深入人心。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又纳佛教心性理论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而这些,在文艺创作及文艺美学中也都反映出来。一佛教在心物关系上是强调以“心”为本的。《大方广华严经》云:“三界虚妄,但是心作。十二缘分,是皆依心。”(《十地品之三》)“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同上)“一切世间法,唯以心为主。”(《菩萨明难品》)甚至于连佛也是心的创造,“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十地品之三》)唯识学的标准命题也是“三界唯心”,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本觉：中国佛教心性本体的根本内涵——汉唐佛教心性论研究之三

印度佛教强调心性的寂止方面,最关心的是空寂洁净的心性不受外界凡尘造成的烦恼所干扰,而深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中国佛教则在继承印度心性论哲学的同时,更侧重于心本体的清静与本觉,从直觉认知角度,理解成佛与本体觉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在宗教理论与实践上为体验和顿悟佛性找到了一条捷径。中国佛教各派由渐悟而最终都走向顿悟,正是心体本觉说带来的必然结果。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