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包胥复楚留侯报韩厥功不殊史公传伍员而不传包胥试论之

论者谓伍员之覆楚包胥之复楚。皆於子臣之道有未尽善。(?)以为两人之所处。有轻重缓急之不同。不可以不分辨也。夫子胥之欲覆楚。以其父奢无罪而见杀於平王。故挟弓持矢。去楚奔吴以伐楚之利干吴王僚。不幸为公子光所阻。公子光立。是为阖闾。阖闾欲为兴师。而复(?)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逮楚衅而后动。及楚为沈故围蔡。子胥为吴行人以谋楚。入郢之役。子胥虽为父复(?)。而吴固正正之旗。堂堂之鼓。实非为子胥兴师也。且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在奢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盖欲借兵於吴。扶建之子胜立之楚。废昭王诛谗侒。以成父奢之志。而存楚之社稷。豈肯以复楚之名让之包胥哉。乃不意吴师骤胜而骄。秦人起於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     

从忠奸斗争与复仇意识看屈原对伍子胥的理解认同

忠与奸,思与仇,在中国古代是牵涉面广又影响深巨的重要伦理范畴。忠奸是借以区别直臣义士、佞臣贼子的尺度,主要同传统社会机构中政治斗争、臣子对君国态度相联系;而复仇则是同人的天性相关联的情感冲动和社会现象。忠奸斗争与复仇的纠葛,主要体现在历史主体对忠臣的同情钦敬与对奸佞的痛恨揭露上。在中国古代,伍子胥既为忠臣又是一个复仇英雄,但其复仇,对象偏偏又是屈原——人所共知的忠臣所爱之国及楚王,这就为我们探讨忠奸与复仇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课题视角。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唐代复仇问题浅析

从复仇产生的渊源入手,对唐代有关复仇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唐代对复仇问题的三种观点,提出对是否允许复仇这一问题的争论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法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     

复仇于虚无——读鲁迅《铸剑》有感

《铸剑》取材于古代有关复仇的神话故事,不可回避的复仇主题除了世俗的子为父复仇之外,还包含深层次生命个体灵魂上的复仇,这种理念上的复仇,具有无可奈何的荒诞感与虚无性,同时也存在于《孤独者》与《野草》中。     

《涉江》不是屈原的作品吗?——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在他的《屈赋辨伪》(见《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涉江》不是屈原作品的论断,对此我不能同意。龚文的第一个理由是《涉江》肯定并推崇伍子胥。他认为伍子胥是一叛国逆臣,而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毫无疑问,屈原不会推崇伍子胥。伍子胥是楚臣,由于其父奢和兄尚为楚平王所杀而逃到吴国,后来,怀着杀亲之仇,佐吴伐楚,掘平王墓,鞭尸三百。依宗法社会的标准来看,这是最大的不忠。然而,屈原会怎     

训诂笺识

二句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伍员奔吴故事。故事说楚大夫费无极忌贤妒能,诬陷伍奢欲与太子建叛变,使楚平王拘捕伍奢之后,又设圈套置伍氏父子于死地:“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治史,意在为统治者“资治”,这是其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他探讨历代治乱兴衰,主张古今之道不变,借此反对厌常革新的历史思想,要求君主取是而舍非;他重人而轻天,注重分析前朝人物品德,区分君之明暗、臣之贤恶,希图法善而戒恶;他编写史书,专供君主以史为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陈独秀的孔教观

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君与臣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关于“行三千里”的标点

中华书局版的《史记·魏世家》中有如下一段话:无忌谓魏王曰: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我认为在“行三千里”处标上句号(。)是值得商榷的,应改为“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按原文,无忌谓秦伐楚有两道:道涉谷;道河外。原文如下: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     

法与魏晋南北朝复仇文学

在礼教弥漫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复仇、复仇意识与法及法制观念呈现出极为微妙的关系。上述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最为突出。此时文学又刚刚独立而进入本质意义的层面,复仇文学遂在法与礼的纠葛中折映出许多瑰怪迷离的色彩,给予后世的文学题材及其表现形式以不可忽视的影响。     

再说"为父绝君"

本文再次讨论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指出这段话的确是在讲丧服之礼,但它所表达的父丧重于君丧,与传世儒家文献强调的君丧重于亲丧,恰恰相反。“古礼最重丧服”,因为丧服之礼详尽地规定了“亲疏贵贱之节”。“服莫重于斩衰,时莫久于三年”,《六德》篇与《礼记·曾子问》恰恰在“斩衰”“三年”这个丧服的最高等级上发生了矛盾。《曾子问》的思想更适合了战国中期以后君权的地位日益提升的趋势,而《六德》篇则与《唐虞之道》等篇一样成为被历史埋没的绝响。     

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考略

春秋时期,楚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世族作家群体。其中,楚伍氏为熊氏分枝,春秋时期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楚观氏为夏禹之孙、帝启庶子五观后裔,出于观丁父,春秋时期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桀氏为夏禹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伍氏、陆氏二族为楚公族,观氏、桀氏二族皆为楚公室异姓贵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伍参、伍举、伍尚、伍员、陆通五子皆属楚公族作家群体,观射父、观瞻、桀溺三子可称之为楚公室异姓贵族作家群体。     

《小雅·天保》新探

近年研究《诗经》的文章,谈及《小雅·天保》多从旧说,几成定论。但其题旨、作年以及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颇有明辨之必要。本文谨就上文诸点,粗陈浅见,抛砖引玉。 一 《小雅·天保》的诗旨究竟是什么?自《郑笺》而后,聚讼纷纭。究其原因,乃是“《序》与《笺》语意皆含糊”所致。可见汉代注家对此已不甚明了。毛氏所传《天保》序云:“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郑笺》原意,不外君以德化下,臣以德颂上一类主题,其意甚明。问题出在《郑笺》上。《笺》云:“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郑玄认为,毛氏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一句,并不指天保题旨,而是指其前面的《鹿鸣》至《伐木》等五首的主题。而“臣能归美以报其上”才是《天保》的题旨。根据郑氏的理解,宋人朱熹为《诗》作《集传》时,索性将六首定为作于同一时代的“君臣赠答之歌”。近人多疑之。苦于找不到更好答案,于是把《天保》从六首同一题旨论中解脱出来,而冠之以“文武之世……臣下祝颂周王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再探——兼及楚平王嫡孙熊胜与“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的动因

本文对春秋时期吴、楚文化互动中的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熊胜作全面的历史分析。这位由伍子胥带到吴国、并由伍子胥抚养长大的楚平王嫡孙,对其生长环境、个性形成对其后对楚国的政治影响等作客观分析。同时,对与熊胜密切相关的吴、楚百年战争的最后一战——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在分析和推测时,亦指出这场战争与楚国惠王时的白公之乱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而战争的原因则极可能是:吴国与熊胜共同演出了一出政治双簧——吴国以发动战争并以自己的失败给熊胜一个发动政变的机会,从而以协助制造楚国内乱来破解可能出现的楚、越夹击并减轻楚对吴国的压力等。而熊胜则为实现其政治野心,故需要一个进入国都以发动政变的借口和理由。而吴国人送给他的这场胜利,则满足了他的政治需要。正是在吴国谋略与熊胜阴谋的交互运作下,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由此产生。春秋时期楚国历史上的白公胜之乱,亦由此而生。     

原始儒家君臣观的历史演变

“君为臣纲”乃是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这是汉儒提出而为当时及其后的封建统治阶级认同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先秦原始儒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观念,因而他们并没有绝对君权的思想。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侠女复仇主题

半个多世纪前,当女杰施剑翘为父复仇,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壮举传开后,一直得到人们交口称誉;而《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其光彩照人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其浓郁的复仇基调。如果我们不被表面上具体、个别的成因所囿,就会惊讶地注意到,这历史与文学现象的背后,暗伏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生活与作品的联系实在还有着更悠远的心理线索。正是侠女复仇的文学主题原型,辐射着千百年来华夏之邦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将历史与文学、文本传播与接受效应融合一处,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与历时性脉络,吸引着人们为之发出不尽的赞叹与神往。     

群己关系的悖论——鲁迅“复仇”主张新解

“复仇”是鲁迅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引起广泛关注甚至争论的主张,但若仅将其理解为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冲动则未免有简单化之嫌.本文以为,对鲁迅复仇思想的理解需结合思想史的大背景,特别是中国社会遭遇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政治共同体之道德基础重建这一大问题；通过“复仇”这一主张,鲁迅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呈现了此种重建的诸多困境,尤其是敏锐的思想者如何处理群己关系这一问题,这是其超越纯粹的文学世界而走向政治世界的一次虽然未必成功却意义重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