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势以明理——关于中国哲学史上对规律问题的探讨研究

为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家探索和认识规律的过程， 本文首先阐述了历史上思想家对“势”认识和把握的历程，认为历史上的思想家正是从对“势”的认识中去理解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最后，本文从关于理势关系的思想中得出“势中见理”、“观势即能明理”的结论，认为古人是在事物运动变化的趋势处，考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或规律的     

王船山的理势论

<正> 中国古代哲学中,从孔子以来,即有关于历史观的言论。司马迁说过:“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对于古代哲学家学术宗旨的简明概括。“通古今之变”即是历史观的内容。在中国近古时代,历史观思想最丰富的是王船山;在王船山的历史观中,见解最深刻的是关于理势的学说。但王船山的理势论比较复杂难懂。今试依照个人的理解对于王船山的理势论的基本要义进行比较全面的阐释。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梁漱溟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宪政之"势"与"理"思想是梁漱溟从"势"与"理"的视角探索解决宪政问题而形成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势"与"理"思想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的渊源。宪政之"势"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基于特定原因而"相互要约"的情形与态势;宪政之"理"是指国家与其组成分子对"要约"形式与内容的"共同了解"并"信守奉行"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宪政之"势"与"理"的关系是:"势"与"理"统一、"势"成"理"、"理"成"势"。梁漱溟以"势"与"理"思想分析中国宪政,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宪政不能走西方之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宪政之"势"与"理"思想对当今中国宪政发展、宪政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天下惟器——王夫之哲学话题刍议

王夫之对张载气学的推进,突出表现在把理论重心由对“气”的关注,转向对“器”关注,形成“天下惟器”的世界总体观。他摆正两一关系,相当精确地抓住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精神。他摆正知行关系,基本上排除了先验论的阴影,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原则。他提出“理寓于欲”说,回应理欲之辨。他提出“理势合一”说,回应王霸之辩。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中国伦理的重建

中国伦理的重建樊浩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中，作为伦理秩序建构与社会调控的机制有三：情、理、法，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症状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情”的困惑；“理”的失落；“法”的孤独。对于“情”，中国人、中国文化陷入一个二律背反中：一方面，在文化上与心理上保持一种深...     

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早期的农商关系问题吴松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流变中，农商关系问题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和最引人注目的基本问题。它与“本末”观念和“轻重”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流，制约和规定着其他经济观念或范畴的衍生和演化。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农商问题的...     

论宪法发展研究的文化取向

中国宪法学在谋求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采取站在更高层面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文化的视角是推动宪法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方法论。宪法发展目标的设定、宪法精神的养成、宪法基础的生活化都提示人们要关注宪法发展的文化背景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文化多元与宪政实现"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命题,而是主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认同度和支撑度的问题,这更有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发展的创新性研究。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

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内容之一，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主义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文化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在保持文化发展主权前提下，积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实现中国文化创新发展，为人类文化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新智慧。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独特文化文学现象,已给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增添了新的成分.在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所蕴涵的世界性、全球化特征和审美价值,使其有可能以"边缘"的身份,从文化和美学两个方面为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以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为例

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实质上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尽管这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或许并不像人们所讨论的那般深重和浓烈,但它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的存在妨碍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创造。在我们无法规避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今天,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和倾向,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打破各执一端的“中国化”或“西化”的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建立一种诠释学的方式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在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西方)美学之间的“视界融合”中创造性地转化,并在这种累积转化中积极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和现代性的挑战,或许是中国美学完成现代转型无法规避的一个建设性向度。     

全球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全球化将波及到人类生活的各层面，也对海外华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随着华人活动的全球化，带动华语言文化的广泛传播，海外华文教育随之而发生演变。全球化时代必将带来华人的文化整合，华人必须在参与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各自国家的发展寻求平衡；同时保持民族性，使自身文化的特质进一步明确与突显。全球化也必将带来华文教育的整合。全球化将把海外华文教育带人一个新时代。     

走出异文化同类概念误读的盲区——以三组中西文化主题词为例

当从“自我”文化走进“他者”文化时，我们会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众多惊人相似的文化“品种”，诸如共同拥有哲学、理性、诗歌、戏剧等。但是，在各自的地理、历史因素无形之手的铸塑下，这些各族文化“品种”的实质、形态变得不尽相同。以三组中西文化主题词为例，在把握这些同类“品种”的概念时，特别是用本族语去指称他者文化的同类“品种”时，要警惕以“自我”文化语境中的所指去填塞“他者”文化的能指，而应让这些概念还原、激活于自身文化语境之中，从而走出异文化同类概念误读的盲区。     

文化全球化与提高跨文化交际素质

在 2 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文化全球化进程也随之飞速发展。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共生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沟通的世界景观 ,使得跨文化交际无处不在。文化全球化不仅拓宽了跨文化交际领域 ,丰富了跨文化交际的内容 ,还给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站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跨文化交际的素质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树立全球化时代的健康文化心态

今天 ,世界已发展到全球化阶段 ,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已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国际背景。全球化进程呼唤文化自觉 ,新的文化论争需要文化上的自知之明。在并非由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树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健康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而只能是开放的文化天下主义 ;它既不自卑 ,也不自大 ;既有忧患意识 ,又有文化自信。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     

“中和”与“主体间性”——对主体之应然关系的比较阐释

“中和”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核心范畴,铸就了中华民族乐感文化精神。“中和”作为哲学范畴,与西方现代理性的发展殊途同归,二者都强调多元主体性及其间的平等存在样态,都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与共在关系。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性与共在关系,打破了西方理性史书写的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因此,中国文化自身具备的现代化质素,可以而且应该与西方文化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应然状态提供学理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