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需要的视角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心理需要是人的需要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在内心深处产生的希望获得精神上的慰籍、满足,恢复心理平衡的一种心理状态。心理需要的正当满足是人自身和谐的福祉、是人与人交往和谐的纽带、是人与自然“共生”的前提。和谐社会的构建要关注社会成员的心理需要,即关注社会成员的个体心理需要和群体心理需要。     

哲学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

当前人们谈论的“发展理论”即“社会发展理论”，多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种种社会发展理论。这种“社会发展理论”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其含义，即不能把这种理论理解为是关于一般社会（或任何社会，或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的理论，这种“社会发展理论”有其特殊的含义。开始，这种社会发展理论仅指关于第三世界或处于所谓“传统社会”的国家如何走上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后来，为了给这些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种榜样和借鉴，“社会发展理论”也扩大到研究西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研究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     

论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社会发展动力观

社会发展动力是历史观中“陈旧”而绕不开的问题.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明确探讨过此,但相关理论中又不乏其见解.人道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社会发展动力论,出发点是“人”及其本性；理论基石是实践一元论；理论入口是“理论批判”；理论核心是“本能”、“欲望”与需要；理论路径是心理、意识、文化的革命.     

构建心理资本的现实意义与路径选择

市场竞争中的企业需要运作很多的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其中心理资本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现有理论和研究基础上的,并超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既包括人力资本里“你知道什么”的所有资源:知识、经验、教育、技能、专长,同时还包括社会资本里的朋友、关系、联系网络即“你认识谁”的相关信息.具体来说,心理资本关注的是“我是谁”,或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你在成为什么样的人”.     

运动与节奏:儿童文学审美响应中介说

本文以现代心理学五大流派关于审美经验如何产生的研究成果──“动力说”，以及当代接受美学学派“微观研究”的倡始人伊泽尔的“审美响应说”为理论支点，试从阅读过程中审美经验产生的中介，即读者与文本之间双向运动过程的角度切入论题，对运动中介在双边角色中的不同体现与其具体体现过程进行分析论述，并从儿童心理发展的生物学研究的实证基础出发，论述不同阶段的儿童读者对儿童文学文本运动模型的不同对应需要；同时，在对审美响应中介──运动的度，即节奏的分析中，指出儿童文学文本节奏应叠合儿童审美心理节奏。     

论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及其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代表．其“社会批判理论”继承并发扬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人性、社会心理等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尤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但也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误读。     

对“跨越”型社会主义的探索

“跨越”型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一个 设想，即“跨越”设想。因为重大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只是开了个头即把它否定 了。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实现了“跨越”型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完成了“跨越”型社会主义理论的上篇；邓小平重新探索“跨越”型社会主义的道路，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跨越”型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飞跃并完成其理论的下篇。     

儒家内圣外王之学论要

“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生理想的两极。内圣功夫即一心向善、自觉修养、持之以恒。外王是内圣的外在拓展、儒家外王之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其仁政学说，它扎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之沃土，应合了统治者治国安邦之政治需要，遂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独尊的地位。比之于道家，内圣与外王在儒家学说中表现出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两极合一。本文对李泽厚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偏颇作了辨证。     

马克思需要理论及其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启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唯物史观进行阐述时，提出无论是人类活动，还是社会历史发展，其源动力都来自于人的需要。将需要理论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结合，能揭示出在新时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进而推动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运用需要理论对“人民”“需要”等概念的内涵进行分析还能揭示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具体实践原则和路径；正确看待“个人”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推动“政府”与“市场”形成合力；准确把握人民需要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物质需要保证。     

论新闻学术共同体对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的贡献——基于学术史的视野

在1978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发展进程中，新闻学术共同体回应新闻实践的现实需要，力图建构适合中国特色的新闻文体理念，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亦即破除“新闻无学论”，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正名”；回应现实问题，为业界的文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组织调查研究，深化文体变革；倡导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推动文体变革与创新；编撰教材，培训新闻人才，“型塑”新闻文体规范。     

仁爱与兼爱的辨合

儒家仁爱观自其提出之日起即受到墨家“兼爱”说的挑战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儒墨之辨的结果却是儒墨趋同 ;而从学理论辨的角度看 ,仁爱学说也含着固有的内在紧张 ,其“爱亲”至“爱众”的理论提升存在着诸多的间隔无法打通 ,需要“兼爱”说去补充 ,这样 ,方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精神动源。     

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

“类”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本性，并且是人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或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即从群体水位、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当今时代是个体本位主导的时代。这种以普遍个人为主体的格局在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和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大量的矛盾、弊端。这预示着，今天人类面临的已是在充分发挥个入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如何从个体本位向类本位转变，即向更高的第三形态自觉“类主体本位”方向发展的问题。虽然我国现实中还处于个人主体的生成和发展阶段，但仍需要类理论去引导、规范人的发展方向。走向类化已不再是理论理想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生活现实的客观追求。     

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取代“二分说”的缘由

本文简要概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分说，即“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说，但是，由于他的“施事话语”概念本身的不严格以及他的兴趣的扩展，他后来感到很难坚持“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之间的严格区分，转而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并就奥斯汀先后提出的这两个理论的联系性和差异性．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哲学实践智慧的品质

与以往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是人类历史实践智慧的结晶，它基于现实人的立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现实世界，而且改造着现实世界。具体表现在：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以理论这一思想武器对以往“无人”的哲学理论进行批判，即马克思哲学“求真”的实践智慧；基于人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亲身参与政治斗争，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行斗争，即马克思哲学“求善”的实践智慧；在理论批判和政治斗争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现实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解决途径，进而预示新社会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表征了马克思哲学“真善美”统一的实践智慧。     

西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三种逻辑——兼论对我国进一步研究的启示

梳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逻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出三种路径：第一种是病因学解释，即单一论与多因论之争中的解读路径；第二种是思想史深描，即还原马克思本人危机思想发展的语境化路径；第三种是从多领域拓展，即多维度理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路径。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什么”的探寻铺开了一条争论之路，引发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如何发展”的回溯，纵向上有利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深化。但更重要的是，追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应往何处去”，这为我国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示。     

思想政治工作客体信心确立的新认识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形势的变化引发了整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心理状态的重大变化。对此，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在《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认识》中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两大心理状态问题：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信心不足。而个人心理期望值说到底就是个人的心理需要，“期望值过高”就是“心理需要”与现实满足度的失衡。     

所谓朱光潜美学中的“奇异现象”

朱光潜解放后的美学思想 ,存在着明显的混乱 ,即把历史唯物论有关社会整体性的诸多范畴作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把握。这也就是批评者所谓的“奇异现象”。“奇异现象”的根源 ,在于时代要求和个性实际可能间的错位 ,及由此造成的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分裂。把握朱光潜式的“奇异现象” ,不能从概念误用、理论疏漏等方面找原因 ,而需要从作为深层心理矛盾之表现的角度 ,体会其思想内容与思想形式间的疏离。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于它不仅结合中国的儒家伦理、实用心理和各地域文化特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动，而且还有所丰富和发展，受其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自觉重视和解决好日常伦理建设、普重功利的现实及其超越和引导、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一”与“多”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群体的需要和期待满足等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之于佛教中国化，在传入背景、思想地位、传播过程和学说性质等方面毕竟存在不同，因而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立足于现代社会实际，科学处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关系问题。     

论境界线上的屈原

这里说的“境界”，是精神医学而非文学艺术上的名词，它是病迹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某症状的范围及这一症状与其它症状的区分。我们试图借鉴病迹学的理论，分析屈原的存在方式及矛盾心理与其作品缝合之‘划伤的痕迹”①，换句话说，屈原在本文里将作为精神异常者加以观照。揭示屈原精神心理与他作品的关系，须说明精神疾病以及与“境界线”相关的问题。精神疾病习惯划分四大种，按轻重程度排列顺序是：神经症、癫癌症、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病等，它们都是精神受到损伤所导致的异常症状。在精神疾病的轴线上，神经症症状接近正常人一侧，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在其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当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社会”不同于只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国家”，它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且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因此，应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在“国家”占据着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的当下，需要警醒，“社会”依然发挥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积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和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