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产管理与诉讼观察法律制度的近代变迁

进入近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受到外国法律制度与意识的持续影响,封建政府在公产的管理上也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产权管理制度,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做法,代表着一种法律变迁的方向。     

中国经济改革：一种典型创新型制度变迁

改革也就是制度变迁的本质规定性，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道路，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国家对制度变迁形式的选择问题。国家经济制度的整体变迁，从理论上，可以被区分为自然演进型制度变迁、移植型制度变迁和创新型制度变迁。而中国经济改革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一种典型的创新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改革创新型制度变迁道路的选择，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历史的归宿，实际上其创新性也已被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实践经历所证实。     

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探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体制变迁过程是在市场机制缺损的条件下由政府部门来推动的，由此便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体制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而非诱致性制度变迁。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紧迫任务，其中建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应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思考

在循环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参考经济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体例和法制内容的同时,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法制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建立协调、健全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确立合理的循环经济规划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环境资源核算法律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基本法律制度.     

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基于“经济人”视角的比较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否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制定一种合理的制度对其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府必将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轨的变革中,由于政府“经济人”行为的客观存在,它具有了变革的主客体的双重身份。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增强自身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内在动力,以推动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粤港区域合作演进分析

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容,两地相互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两地区域合作成效显著。文章认为,区域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粤港两地区域合作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由企业主导的"前店后厂"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促成了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广东经济的崛起;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域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粤港区域合作不同阶段也面临着不少掣肘,因此,笔者提出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完善配套制度和加强制度认同等策略。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维护费用--一种不同于交易费用的范式

维护费用是维持和保护某项产权或制度免遭侵犯和存续下去所发生的费用,是一种不同于交易费用的范式.制度变迁是维护费用低的制度对维护费用高的制度的替代.当维护费用为零时,制度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     

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实证研究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与制度变迁的进程大致相同,长期以来,制度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表明: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转型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着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进程也影响着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历程分析,中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着城乡二元经济转型,因此,在二元经济转折区间内要注重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农村科技体制的创新和农村金融体制创新。     

论当前我国制度供给现状及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制度结构也就会有差别。需求诱致制度变迁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核心制度缺失而导致制度供给陷阱,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导致严重的制度结构不均衡,这就对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运用规律提出了要求。本文通过对典型的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替使用能够较好地避免制度供给跌入陷阱,而且制度变迁的及时转换还能够有效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     

经济发展的制度功能效应分析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驱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种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效应:约束主体行为与经济关系,减少社会经济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明确产权,降低经济机会主义与交易成本;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经济各要素的潜力充分释放.在一个动态环境中,原有制度会逐渐固化,蜕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制度创新的要旨是消除制度的“固化”与结构惯性,打破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建立一种“联系实际——创造性破坏——多种路径选择”的制度创新范武.与其它经济性资源一样,“好”制度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也会出现短缺.因此,制度必须不断创新,破除旧的制度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     

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

制度变迁的规模就是指变迁制度数量的多少 ,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是指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所有的制度变革 ,小规模制度变迁是某一项制度 ,甚至某制度中的某个环节的变革。由此 ,制度变迁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单项制度变迁、局部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不同规模的制度变迁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 ,而不同规模的制度需要不同的变迁方式或者组合方式与之配套 ,所以确定制度变迁的规模并根据规模选择适当的变迁方式和变迁方式的组合 ,乃是制度安排者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制度变迁的规模分析制度变迁规模的确定一般有两种方法。从空间来讲…     

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

从传统海关制度到新式海关制度的海关制度变迁历程,既是清政府与列强、中外商人的利益博弈,也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海关制度绩效的竞争.以任用外籍人员为表象的中国海关制度变迁是清政府稳健式增量改革的成果,是一种以强制性开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强制性体现于西方列强对地方政府的胁迫和不平等条约,造成海关制度变迁的殖民特征,使得新式海关制度长期履行异化的海关职能,代表着嵌入式内部规则的外国商人成为海关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商人却处于失语状态.不过,中国政府在重新确定海关职能后,也积极改革海关,具有主导权.只有当中国政府完全认知现代海关职能并夺回海关制度制定权力之后,近代复杂的海关制度变迁才算告一段落.     

中国占有制度的变迁: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因素

制度总会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这一过程被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两种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作为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占有制度而言,亦会存在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的变迁过程,影响变迁的动因中既有社会动因、经济动因,亦有技术动因和观念动因,这些动因有诱致性的也有强制性的,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理论中汲取养分分析占有制度变迁的动因,找出其中的强制性动因和诱致性动因,对占有制度的变迁做历史解释的同时,亦为当代的占有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的注解和历时的支撑。     

对我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作者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的户籍制度变迁作出自己的理解。文章利用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的关系,解释了我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合理性,认为户籍制度的产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时代要求。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它又阻碍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也有悖于经济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种制度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从而变迁也就在所难免。但是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文章最后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与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理论焦点。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收入分配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特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过程中的变化进行分析 ,可知进行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是劳动者获得公平与合理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之一。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前景:温州案例

"温州案例"的研究表明,随着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兴起,内生于中国体制外经济发展中的民间金融制度已成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事件.民间金融是在中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它作为一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金融资源支持.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参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民间金融必将以其制度优势及强大的制度示范、扩散效应,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乃至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会变迁与宪政制度变迁的关联——基于美国的历史考察

宪政制度是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社会持续不断地变迁，必然会促进宪政制度或快或慢地发生调整、重组或更替。社会变迁是宪政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宪政制度变迁也必然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并反作用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