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分别利用2002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SDA技术对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2002—2007这5年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消费需求、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而技术进步、需求结构的变化由于叠加效率导致其对能源总量消费影响不大。     

中国工业低碳发展与需求模式调整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构建了工业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分解模型,对2010年中国工业三个层次24个行业的CO2排放进行了诱发机制分析和最终需求结构分解。结果表明:CO2排放的诱因依次是建筑业和部分工业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品的出口以及最终消费;工业内部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呈现出明显差异。提出需求模式调整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指出了低碳需求模式调整的重点和需要关注的行业。     

挥发性有机废气处理系统改造工程实例分析

某车业喷漆废气含有挥发性有机物，原有处理系统采用水帘-低温等离子-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后的废气排放浓度虽能满足国家排放标准，但随着生态环境部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的发布，原有废气处理系统不能满足攻坚方案及相关防治技术规范等要求.为此，企业对废气治理系统进行了改造，采用“活性炭吸附/脱附+RCO装置”处理工艺，处理后有机废气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1951-2020）要求，挥发性有机物得到了有效削减，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     

中国城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测算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交通CO2的排放量;以2000年为基年,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因素分解(LMDI)方法,对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均呈显著增加趋势,且北京市CO2排放总量远大于上海市;(2)收入、交通工具使用次数、人口对两市居民日常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起促进作用;(3)居民出行强度和居民出行结构对两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的增加起抑制作用;(4)不同交通工具碳排放水平对北京市CO2排放变化的作用为负,而对上海市作用为正.     

社会经济转型新模式对中国CO2排放影响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较大变化，结合最新情况探究CO₂排放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有助于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进CO₂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2017—2020年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变化对中国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再次评估2010—2017年中国CO₂排放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2020年，生产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变化由2015—2017年的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表明中国在结构性因素调整优化方面具有一定减排潜力。结合修订后的统计数据，2012—2017年能源利用效率和结构性因素变化对CO₂排放变化的贡献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由CO₂减排贡献转变为增排贡献，这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出能耗明显增长有关，同时反映了产品结构不合理将驱动CO₂排放增加。此外，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CO₂排放变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点排放行业受到的影响相对显著。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1）调整石油化工等行业生产结构，促进全产业链CO₂减排；（2）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引导消费端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3）优化高耗能行业产品结构，扩大高附加值产品供给；（4）建立跨行业协同减碳机制，推动重点排放行业CO₂减排。     

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的因素分解：基于产出角度

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2年的入世之后，中国农产品产出使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相应地，以最终产品形式用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部分也发生很大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为此，本文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借鉴De Boer(2008)思想，采用Montgomery分解与投入产出相结合的方法，将影响中国居民农产品消费变化的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总量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影响作用看，技术效应对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明显；第二，从影响程度看，相对于加工农产品，初级农产品消费受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第三，从中长期看，中期消费规模效应对农产品消费影响较大，但长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总量效应作用更强；第四，对于加工农产品而言，中期水产品加工业消费受影响显著，而长期酒精及饮料酒制造业、其他饮料制造业消费受影响较为明显。     

61年来湛江气温变化及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选取湛江市1951-2011年气温观测资料,运用线性倾向估计法对气温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利用湛江市1985-2011年城市化指标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化进程对湛江气温的影响.结果表明:(1)近61年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湛江市年平均气温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变化速率为0.078℃·(10a)-1;(2)从不同季节看,冬季增温对湛江气候变暖贡献最大,而春季贡献最小;从不同月份看,2月、4月、6月以及11月增温对湛江市气候变暖的贡献最大,1月和5月的贡献较小;(3)城市下垫面性质、生活方式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是影响年平均气温上升的主要因子;其中人口密度、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年平均气温呈显著正相关.     

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市2002-2012年的统计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北京市农村和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居民群组的消费间接碳排放量,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总量从2002年的3 131.81万吨增加至2012年的3 857.6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2.11%。分收入群组看,农村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SDA结果显示,2002-2012年,平均消费水平变动是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变动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则影响有限。因此,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减排建议:进一步降低产业部门碳排放强度和优化产业结构;严控人口规模,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优化消费结构,鼓励低碳消费、绿色消费。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探析

总量控制是减缓气候变暖、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制度。通过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路径选择，论述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的概念、特征和内容。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的体系与内容构建，提出了建立以政府温室气体总量管理为主导，具体排放源减排温室气体为主体，公众广泛参与及国际密切合作的法律机制目标，为保障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的实现提供法制化的基础。     

基于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研究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出口贸易隐含碳变化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及应用

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是区域间气候变化谈判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研究区域出口商品中隐含的碳排放及其增长的驱动因素,通过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嵌套的结构分解分析(SDA)模型,测度能源消费结构等九个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碳变化的作用,并以江苏省为背景进行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与1997—2002年相比较,江苏省在2002—2007年出口贸易隐含碳迅猛增长,出口结构变动、最终需求扩张及出口规模扩张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使用效率的改善则是减少隐含碳排放的主要原因。     

投入产出技术在技术进步测定中的应用

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了测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种方法。在该方法中,从最终需求变动、价格变动、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提出了测定技术进步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的计算公式,并运用这一方法和四川省1987年及1990年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对四川省1987～1990年的技术进步进行了测定。     

基于EIO-LCA模型的陕西省产业碳减排效应

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 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长江经济带低碳协调发展:基于乘数效应分解的研究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最终需求的经济和碳排放乘数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0年三地区中消费的增加值区域内乘数最大而碳排放乘数几乎都是最小,出口的增加值区域内乘数最小,调出中间品的碳排放区域内乘数最大;资本形成以及调出中间品具有相对较大的增加值和碳排放溢出乘数,农林牧渔业及大部分服务业部门的区域内增加值乘数较大而碳排放乘数较小,增加值溢出乘数较大的部门多属于制造业,碳排放溢出乘数较大的部门多为能源密集型部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比重、调整出口结构、改善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效率、提升各地区之间的服务业贸易往来,是促进长江经济带低碳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碳排放约束下能源经济效率的区域空间分布研究——基于能源消费结构门槛视角

利用2000—2012年样本数据对全要素省际能源经济效率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样本期间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能源经济效率整体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生产过程中低效率地区大幅增加,分布状态由“点状”向“面状”扩散,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下降较为明显,究其原因主要为: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结构是能源经济效率变化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运用门槛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区域空间分布研究,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低排放—结构较合理、低排放—结构欠合理、高排放—结构较合理类群、高排放—结构欠合理和高排放—结构不合理5大类群,最后结合各类型区域自身发展特点,提出因地制宜的低碳绿色发展建议,并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提出能源经济效率改善的政策建议。     

新疆最终需求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分析

以新疆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例,通过实物构成系数进行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分析;通过生产诱发系数与最终需求依赖度系数深刻地分析最终需求项目与各产业生产的依赖关系;通过国民收入系数揭示最终需求项目与国民收入的数量关系,旨在把握新疆需求结构及其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对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影响。     

长沙市碳排放与影响因素的拟合变动分析

科学认识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存在的相关性,再有效制定碳减排对策的重要基础。利用相关系数法定量测定了长沙市碳排放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并利用岭回归分析方法对城市碳排放与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变动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长沙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按其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依次是总人口（0.750 4）、单位GDP能耗（0.371 9）、城市化率（0.272 0）以及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0.145 2）。     

中国能源消费的CO_2排放变动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结合中国CO2排放的现状,运用改善的因素分解方法,就中国CO2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是促进能耗增长与CO2排放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而且这一作用还呈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能源结构调整并未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CO2排放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因素。其中,能源技术进步减排效应最大。2020年减排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重点是控制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     

我国开征碳税的碳减排效果分析

随着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迁和气候灾害逐渐凸显,各国都面临着碳减排的压力。部分欧盟国家开征碳税来控制碳排放,而美国却不推崇碳税。碳税政策是利用税收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迫使人们改用清洁能源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化石燃料消费比未课税的情况下减少。对中国燃料价格和碳排放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变化是燃料价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JP2〗而燃料价格变化不是碳排放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说明了中国化石燃料需求的〖JP〗刚性,预计在中国开征碳税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不会显著。     

北京市终端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

近些年,北京市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资源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基于LMDI方法定量分析了1996—2009年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终端能源消费的变化特征,研究影响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调整产业结构起到的影响作用正逐渐减弱,而降低能源强度能够有效抑制终端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虽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在目前并不显著,但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北京市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源强度及碳排放系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缓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