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变化社会的治理思考

变化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变化社会中,剧烈的社会变迁、复杂的国情、竞争者的压力,造成了整个治理体系上的压力.构建一个有利于政府主导、传媒发展和社会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是变化社会实现善治的关键.只有当政府治理力、传媒发展力和社会参与力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变化社会才可能实现善治.     

政治文明语境下联动推进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在政治文明的语境下,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政府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趋势的选择,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促进政治文明获得实质提升。善治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它的推进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而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它的最终目标是善治。     

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赋权改革——以F省S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也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系统化赋权为思路,以"结构-能动"的渐进方式推进社会结构的不断改良是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由之路。F省通过整合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有益探索。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需要对各个治理主体进行赋权,通过整合和运用新技术,在明确各治理主体权责基础之上实现协同共治。     

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考察

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民主进程的三大主体.政治生态学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只有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整个生态体系的考察中去寻求互利共赢与协作治理才能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达到善治状态.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在意识形态、治理格局、权力结构、市场形态等方面深刻变化,需要政府疏导以稳定社会秩序、市场发育以优化资源配置、社会参与以推进民主进程,建立起“小政府、活市场、大社会”的协同治理格局.     

我国民间组织兴起与成长中的善治

由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发展所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善治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民间组织应运而生,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变革,最终促成了善治的实现。     

善治视野下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已成为受人关注的新的治理理念。善治力图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合作，达成两者间的默契，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新的公共行政改革不仅对政府改革与政府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同时也对现代公民意识及公民精神的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善治治理理念逐步成为改革目标的今天，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以及责任意识需要进一步提升，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也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关键。     

政府治理方式转变应实现的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互动,建立国家与民众互动的新格局是现代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新要求,也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为此,以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追求善治的政府治理结构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且富有成效的世界性的执政理念和政府变革取向.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生态的变迁及其治理

社会生态的变迁和发展,客观上要求社会治理内容和机制也应该不断适应和改善.文章从我国社会生态变化的总体性特征,提出了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现代社会治理应注重从社会三大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结出发,建立综合性的治理机制.从建立和完善七方面机制入手,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支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综合性支持,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形态.     

和谐社会视角下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课题,社会整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力量,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社会转型期,执政党面临社会利益分化、贫富分化和社会结构分化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等多种挑战,必须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以利益整合为核心、以组织整合为重要手段,建构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整合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与多元社会治理

实现多元社会治理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必须立足国情,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及建立多元主体治理责任分担和良性互动机制,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结构性整合：市域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的一种解释框架

相较于省域、县域而言,市域是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既有研究未能在如何实现治理合力,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功能等问题上形成学理性解释。在政治系统论基础上,建立结构性整合的分析框架,结构性整合主要体现在主体结构、规范结构和行动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对A市的社会治理案例发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结构性整合三大要素紧密相关,并且三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以实现有效治理。主体、行动以及规范结构共同推动了矛盾化解的过程精治、源头防治以及整个过程的监督问责,确保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由于这种“结构性”,市域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层级,也是社会治理中最关键的治理层级。在社会治理中,应进一步发挥市域治理的结构性整合,加大对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精准精细。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生幸福意域下的政府善治

民生幸福是民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诉求,是衡量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效果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改革发展合法性的应然尺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实现民生幸福才是最终目的。政府善治是政府与民众合作、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的贯通性：民生幸福、安居乐业,社会方能长治久安;政府善治是民生幸福的外部条件和手段,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保障民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