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质料：知情同意的两个向度 ——兼谈知情同意形式主义

形式与质料是生命伦理学知情同意原则存在的基本向度.普遍性的程序是知情同意形式层面的表现,行善的道德承诺是知情同意质料价值的彰显.在生命伦理实践中,知情同意出现了形式与质料的断裂:一方面,强调知情的形式或同意的程序性催生知情同意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强调知情同意的行善价值导致质料对形式的抛弃.只有完整地把握知情同意的合理内核,才能修复其质料与形式的割裂现象,进而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     

患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以医疗知情同意权为视角

医疗知情同意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详细地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56条中。医疗知情同意无非就是医院讲清楚其是如何治疗、怎样用药以及手术过程中存在哪些可以预知的风险,本是尊重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疗知情同意制度被认为是医生推卸责任的"保护伞"。减少知情同意环节引发的纠纷,充分发挥医疗知情同意制度的作用,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离不开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     

从内涵和外延的解析看脑机接口的哲学特征

从技术哲学的视野看,一种技术是通过专门的结构设计来实现特殊的功能,脑机接口的技术界定可以从这一视野去加以理解,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人工物,是通过在“脑”与“机”之间的人工联结(结构)来实现其特有的功能：为需要它的相关人群提供人工行动或人工感知。正是围绕这一界定,脑机接口成为一种具有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神经技术、治疗与增强技术等多面相的技术统一体,并体现出心物交互、知行交互和对人多向度延展的哲学特征,由此延伸到它的分类上也可以从哲学价值论和认识论上获得新的解析。这些考察视角为理解脑机接口的内涵和外延拓展了本体论高度和认识论广度的新视野。     

政府数据开放背景下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的行政法架构

政府数据开放的趋势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权是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是政府数据开放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知情同意权最早起源于医疗领域,是医学界保护接受测试者的基本规范,这一规范从医学伦理转化而来,最终在法律中得到确认。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要求任何主体在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时应当如实、全面地告知当事人具体情况,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方可对信息进行处理,包含具体同意和概括同意。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在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表现为: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知情同意权更多地表现为知情权,个人信息泄露影响巨大。同时应当构建如下规则:知情同意不能构成责任免除;概括同意和具体同意并行;剔除具有可识别性的信息,且不能恢复;制定大数据使用规范,避免出现大数据歧视。     

论未成年患者知情同意权之民法构建——兼评我国医疗领域相关规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未成年人知情同意权问题并未作出规定,卫生部所颁布的《病例书写基本规范》则将民事行为能力作为评断患者同意能力的唯一标准.现行规定之下,未成年患者一律不具有知情同意能力.此种民事行为能力和同意能力不分之规定欠缺合理性,不利于未成年人医疗利益之保护.将未成年人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在理论中区别开,尽快建立一套符合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程度的多元模式,乃是构建知情同意制度之必要一环.     

精神医学领域代理同意行为的失范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精神医学领域实施代理同意制非常必要,它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得以发展完善。我国精神医学领域的代理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冷漠代理、武断代理和暴力代理等形式。代理失范行为不仅直接会导致精神病人的健康损害及意志自由权利的恣意剥夺,甚至会导致人类生存的整体性恐慌。推广普及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工具、建立知情同意能力三级评估机制、加大代理失范行为惩处力度有利于有效防范代理失范问题。     

知情同意--临床医疗服务观念的变革

随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 ,以及伦理道德的逐步规范 ,知情同意在临床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阐述了知情同意概念的提出及必要性 ,分析了知情同意实行存在的一些障碍 ,认为实行知情同意医方应向患者提供明确的信息     

基因治疗人体试验中的“知情同意”——以受试者权益保护为中心

知情同意在基因治疗人体试验中关乎受试者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等,法制的不完善,该严格履行的程序却被忽视,或以伦理、行政管理等取代了司法和法制层面的约束.在基因治疗人体试验中,保障受试者的基础核心权益即知情同意权势在必行.     

论AID知情同意书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法律效力

AID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不育症夫妇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AID 子女亲子关系认定尤其突出。明确AID子女与相关当事人的亲子关系，对保护AID子女利益至为重要。根据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裁判，知情同意原则在认定AID子女亲子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由于法律缺失，仅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作为AID子女亲子关系的认定依据是不够的。建议以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指导思想，在未来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提升知情同意书在AID子女亲子关系中的地位，将AID知情同意书作为认定生母之夫为AID子女法律父亲的事实依据。     

“拒签事件”的法伦理学思考——知情同意原则的理解和适用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拒签事件”中受到理论挑战。文章分别从知情同意权利与医学行善原则的冲突、不同文化背景下知情同意权利实施的冲突和知情同意权在民法学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进行分析，并在法伦理学的视角下对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提出反思。     

知情同意原则和医务人员的素质

从知情同意的兴起、发展和现状可以看出:知情同意作为规范医患关系的一项伦理道德原则,对医务人员提出越来越高的素质要求。试图探讨医务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以便更好地贯彻实施知情同意,减少医患纠纷。     

对人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解析

人体器官移植由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和人体器官摘取行为构成.其中人体器官植入行为属于传统医疗行为范畴,适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人体器官摘取行为则仅是医疗援助行为,但因存在合理的受害人同意而阻却了其违法性,在适用上可准用医疗服务合同法理.     

论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基于医方在医疗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特殊地位，应该赋予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对应的抗辩权利。一般而言，在医方的强制医疗行为、履行告知义务的自由裁量行为、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导致告知义务履行不能以及患者身处无力行使状态、拒绝和放弃、家属代理时具有过错等情况下，可以构成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     

准确把握医疗知情同意权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知情同意权实现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医患关系的走向,保证知情同意权的切实履行,医患双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是关键,文章阐述了阻碍医患沟通的因素,提出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引导患者理性就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医院就诊条件的人性化设计及提升医院的社会形象。     

论我国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随着医学伦理观念的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逐步确立,知情同意权,作为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将有助于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改善医患关系,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要想真正实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图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知情同意权及其中国化问题探讨

知情同意权赋予患者和受试者自我选择和决定医疗或实验的权利,是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法学的重要论题,有着丰富的内涵。随着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知情同意权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权利的赋权和维权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系统阐释知情同意权的来源、内涵,使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化。     

论知情同意权与紧急专断治疗权的适用关系

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紧急专断治疗权是相对存在的概念。前者是患者个体人格自由、独立和尊严理念的产物,而后者适用的重要前提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排除。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医患纠纷的复杂性,医方会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困境,在实践适用时难免产生矛盾冲突。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作出适当限制可以有效减少医患双方的纠纷。     

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分离研究

医疗实践中,医方往往以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来对患者同意能力进行评估,此种将民事行为能力与同意能力混同的作法应当受到质疑。事实上,患者对于特定医疗服务之同意行为并非属于民事行为,且其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更不能划上等号。将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区别开来,不但有利于医疗领域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的完善,更可使患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以宪法原理重塑知情同意权的理念——以“魏则西事件”为契机

在采取具有侵袭性的医疗措施之前,医疗方有充分告知的义务,患者相应地具有知情同意权?然而,由于医疗父权主义与商业化的存在,部分医疗方疏于履行告知义务,甚至有意屏蔽了一些真实信息,致使相关民事法律的规范意旨落空?事实上,知情同意权是将医疗知识和技术处于垄断地位的医方视为权力的一种并加以规制?为此,有必要从宪法学角度重新理解知情同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