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企业异质性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讨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基于1981~2015年8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验证了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的提升，母国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态势；OFDI一方面通过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挤出部分国内投资等渠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以推动母国的金融发展与教育拓展等方式对收入差距产生削减效果；O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中具有异质性：当人均GDP小于5767.53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强度显著地扩大了母国收入差距，当人均GDP超过5767.53美元时，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欧洲国家的OFDI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美洲、亚洲国家的OFDI促进了母国收入差距的扩大，非洲国家的OFDI对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此外，OFDI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与OFDI存量增加，其间接效应的边际效果有所减弱。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金融科技、OFDI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视角

“双循环”新格局构建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机制构建对优化国内大循环意义非凡。本文通过考察对外直接投资（OFDI）这一外循环因素对金融科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影响，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视角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的思路。理论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领域过度投资时，加强金融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促进金融科技外溢效应的发挥，可有效提升金融效率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动态空间自回归检验中得到验证：当前金融科技对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尚未发挥显著作用，但其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领域的应用却可以推动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应。因此，抓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遇，积极推进金融科技国际合作、加快金融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强化双循环相互促进机制，是引导金融科技规范健康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一条有效路径。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经营方式研究——基于国家距离视角的考察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内企业面临着国际化经营方式选择问题。本文建立供需模型综合分析国家距离对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方式选择的影响,随后使用PPML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整体呈现抑制作用,其中对OFDI的抑制更为显著。不同维度的国家距离对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影响不同,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和技术距离提高了出口倾向,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则提高了投资倾向,此类因素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间也存在差别。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是否能助力区域绿色创新?——基于双向FDI的动态调节

本文阐释了贸易开放与双向FDI联动影响区域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并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且这种抑制效应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演化特征;双向FDI是改善贸易开放与绿色创新现实窘境的重要“调控器”,OFDI和IFDI分别对贸易开放的绿色创新效应存在“U”型和倒“U”型异质动态调节机制;高强度OFDI和较低强度IFDI的最优组合策略能根除贸易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消极影响,而低强度OFDI和高强度IFDI的次优组合策略则可弱化贸易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负面冲击;现阶段推动双向FDI与贸易开放融合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区域绿色创新,但持续加大OFDI强度更有助于释放贸易开放的绿色创新红利,而盲目加大IFDI强度则会适得其反;双向FDI的动态调节效果存在显著空间差异现象,在不同地域上存在“倒逼效应”和“纠偏效应”交替演化的差异化特征。     

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深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理解价值链位置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本文基于手工匹配的2006年—2015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行业的价值链位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行业价值链位置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关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投资类型和企业特征有关，而国内产业投资项目的增加有助于该效应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U”型关系，尤其是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这可能是由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导致；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再次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的结论能够为政府如何制定符合产业发展阶段的政策，明确产业升级过程中要素需求提供有益借鉴.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金砖四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起飞的重要资源,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东道国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本文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利用协整理论考察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它们的动态均衡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内,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稳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短期内,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单方面吸引FDI的流入,印度的FDI也只能单方面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     

江西省吸收FDI的相关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东道国的投资、就业、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等国民经济各方面产生了综合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 T 0和西部大开发的广泛深入,江西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竞争同益激烈的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能大量引进和吸收FDI工作,本文给出了一些可能有用的对策和建议。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投资环境为江西省引进外资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通过引进外资,加强产业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优化江西省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江西省FDI的投资来源,努力转变FDI的投资方式,并合理利用外资,更好地促进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大量引进FDI工作而努力。     

中国入世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回顾了中国从1979年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总体发展情况，阐述了中国入世后对中国一些行业的影响，并对今后中国如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建议。     

The Effect of Firm and 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panish Firms

When investing abroad firms must choose betweengoing alone or with a partner – the so-calledownership structure decision. Additionally,firms can enter a new country by acquisitionsor by greenfield investments – the foreignestablishment mode decision. These twodecision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analyzedseparately in the literature on entry mode.What is more, this literature has much lessanalyzed hybrid entry modes, like partialacquisition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analyze how the different factors analyzed inprior research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entrymode when jointly taking into account fouralternative entry modes: greenfield 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greenfield joint ventures,full acquisitions and partial acquisitions. Theempir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estimating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over asample of FDIs made by Spanish firms. Ourresults also contribute to the knowledge ofspecific patterns i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by firms from late investor countries, likeSpain.     

Country location choices of service multinational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sector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ternational country location choices for equity investment undertaken by global hotel chains. Why do certain host countries attract more hotel investment than others? A second underlying issue that we tackle in this article is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ants used in past studies on manufacturing also apply to services—or whether service sector-specific determinants are bett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ervi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ountries.     

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

本文在考虑物价指数、汇率和折旧等因素的基础上,测算我国总资本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在科技产出与技术水平、FDI质量与其母国技术水平正相关的前提假设下,提出了以科技产出与影响大小代替技术水平的间接评价FDI质量的方法,并对我国16个主要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FDI质量进行排序;就我国引进FDI策略选择问题,提出引进FDI应该以外资技术能够向中资企业转移,弥补我国技术缺口为标准.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建模分析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变量之间往往存在多重共线性或近似多重共线性关系,使得分析问题的难度加大。本文运用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偏最小二乘(PLS)回归方法(既克服了传统方法的不足,又有效地消除了因素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分析了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以及其影响程度,为我国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有益的定量依据。     

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制度调节与地区差异

通过整合制度观和资源观,将两者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母国制度优势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与传统思路分别分析各种内部资源和企业外部制度因素对于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不同,运用调节变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母国制度因素对于资源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3年至2009年中国省级对外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源与对外投资的关系确实起重要的调节作用,但调节的方向和强度不同,并受地区差异的影响,表明制度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是有条件的。通过发现制度的调节作用,为中国企业为何在缺乏企业特别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全新角度的解释。     

代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分析

现有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于没有垄断性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代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缺乏解释力。本文从动态角度分别建立一个代工生产体系内和两个代工生产体系之间的竞争分析模型,在提出和研究代工生产体系下沉没成本的时间相关性和多次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并分析代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随动反应特征。本文的结论拓展了寡占反应理论,从竞争分析角度弥补了现有FDI理论在解释代工企业FDI决策方面的不足。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相关关系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理论界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关心和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成果主要关注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系统研究FDI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在更加精确测算三次产业技术进步序列的基础上,研究FDI与我国技术进步的相关关系,重点分析FDI对我国三次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及特点。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风险分析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组合熵权TOPSIS方法的多目标决策模型,综合考虑市场、成本、聚集和制度等相关因素,对山东省17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关系进行分析。在模型中,我们首先应用熵权法得到各评价准则和因素的相对权重,然后应用TOPSIS方法对山东省17个地区进行排序。本文还结合实例说明如何将所提出的方法应用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问题。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判断各评价准则受权重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和实例分析表明基于组合熵权TOPSIS方法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中是有效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