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政制度近代变迁的民间表现

传统法律的近代变迁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和传统法律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对于主要交由民间习惯和规则来加以调整的地政制度,其变迁也首先表现出其民间特性.在产权确认制度、契证管理制度、土地交易管理制度、勘丈制度中.这个特性都有集中的表现.地政制度在民间的变化为国家法律的变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论孙中山政党组织建设思想的发展

孙中山的政党组织建设思想是其政治学说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所从事的政治斗争无论成败都总是和革命政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处在中国近代社会急遽变革的历史潮头,他及时地将政党这一近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纳入革命斗争和国家政治生活     

20世纪30年代的地政改革实验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以江宁、兰溪实验为基本分析样本

在 2 0世纪 30年代的县政建设实验中 ,江宁和兰溪通过地政改革实验 ,收回了近代以来流失于民间的地籍管理权 ,增加了政府税收 ,在当时影响颇大。本文认为 :江宁和兰溪的地政改革是国家权力强行扌契入地方社会的一种特殊模式 ,实验县在权力、人才和财力上的优势和因地制宜的权变是其能够取得成绩的保证。但由于实验经验的局限性 ,加之国民党政权的体制性缺陷和领导社会变革能力的不足 ,这种地政改革经验在推广上并不成功。     

"行政国家"与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先决条件,对经济自由权的保障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目标,即使在"行政国家"背景下,经济自由权也不会被社会权所取代.出于协调经济自由与社会正义的需要,现代法律正在产生着许多新的与近代法律不同的制度.为了保护经济自由,我国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论"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

"五族共和"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华民族的构建及近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至今天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直接影响、深远影响、消极影响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互联网、行政权与"新利维坦"

互联网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其对行政权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从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比较来说,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追求效率的品质内在地暗合了网络时代追求效率的特性,这就为行政权的集权提供了契机.而电子政府的实践也无从改变行政权集权这一趋向;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国家安全问题,知本家阶层的出现,网络的发展,政府的文化优势等都将带来行政权权力上升和膨胀,公民对其的监督减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的力量变弱趋向没有改变,而社会(公民)失去了对行政权(政府)的批评精神和否定态度,从而进一步使社会失去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如果是如此,一个新利维坦--专制政府将诞生,民主必将受到侵害.因此,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其不利因素对民主社会肌体的侵害,成为了当代政治学思考的重要内容.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把政强制执行纳入法制化轨道

一、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律规范是形势的迫切需要近几年,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着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家行政机关执法不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执法不力,这里面有认识问题,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问题。不少人一提到运用法律手段,就认为是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因而在立法和执法的理论和实践上,往往忽视行政机关     

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一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着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宪政功能。历史表明,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代议制在私人的经济与公共的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实现了协调互动和良性合作。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的宪政工具,而其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对国家财政公共化的组建和监管,来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有限性和责任性等宪政品质。     

国家行政的凸显与“个体的政治技术”——福柯Police概念解析

Police是福柯晚期治理术研究的重要概念,依据它,福柯一是分析了近代欧陆国家Police-state形成和转型为自由法治国;二是分析了近代政治和社会基本问题,即一个个独立个体怎么形成诸如近代民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在福柯看来,Police-state实为国家理性影响下,为增强国家财富、扩展国家力量而推行全面行政管理、国家政策干预,以法国为代表欧陆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的一种国家历史形态。Police就是该时期国家治理术集成,其核心是运用行政规章、政策、规训等手段进行的国家公共管理;其实质是"个体的政治技术",即使私人性独立个体成为公共性政治人(国民),通过关心、关注个体使诸如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繁荣发展、安宁有序的所有政治手段、技巧。福柯的分析,既具有强烈警醒意义,也具有明显启发思考价值。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20世纪初"新民"运动及国民思想的传播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跌宕起伏的急遽变革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通过宣传新型国家观和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引发了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转变.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从而使国民思想深入人心.     

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启了近代国家转型的艰难进程。这一转型过程在国家形态上体现为近代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建立,但其内涵却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近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报刊、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兴建及各类文化组织的创办和成长,逐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知识分子群体及精英阶层在公共文化领域不断讨论西方现代国家代议制、公民权利、民主宪政等概念,并通过报刊论战、集会辩论等形式讨论西方与中国国家形态的差异、国家体制与民族富强的关系,通过公共文化领域的公共传播机制,沟通社会各个阶层,并培育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以现代民主宪政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认同。这为古老中华民族从中古国家转入近代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从构想到实践:地政学派与台湾土地银行的创设

台湾光复初期,以CC系干将萧铮为首的地政学派在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支持下,在接收日据时期金融资产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独立的土地专业银行。台湾土地银行的设立,是地政学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倡导设立土地银行的结果,但从光复初期该行的实际运营来看,其难以行土地金融之义,显示出地政学派的理念与社会现实间存在落差。     

"顾客导向"下高绩效机关的创建与评价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2005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以上决议内容,标志着党中央对行政机关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创建高绩效行政机关成为加强党的执政…     

论澳大利亚建国初期的国家法制化

一个国家经过社会大变动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以后,当务之急就是全力推行国家的法制化,通过法制化来促进民主化,以此为契机推动国家全方位的进步,这是澳大利亚以及许多发达国家近代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澳大利亚是在1901年建国的。那时,澳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抓住大好时机,以宪法为准绳,全力进行国家法制化建设,到1914年世界大战前夕,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法制化与民主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本文试图论证有关澳大利亚国家法制化的一些问题,请专家指导。     

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实体"对象及对"实体"的认识

16世纪,牛顿力学的建立引起了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英、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1873年,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又引起了近代第二次技术革命,促使人类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得到更迅猛的发展.综观16到19世纪的科技成就,都是建立在"实体"性思维的基础上的.其基本路径是近代科学把自然"实体"作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科学"实体"渗透进技术"实体",并催生出经济"实体".反过来,经济"实体"以及市场的需要又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乃至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近代科学的辉煌,实际上就是关于"实体"科学的辉煌.     

考察"公共行政"一词的产生和演变

"公共行政"的概念有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中世纪后期已经产生了朦胧的管理意识,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来指称那些面向公众的、公开的宗教仪式中的管理活动,也用来指学校等的管理.在近代早期,人们逐渐地把公共行政一词与政府的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往往使用公共行政一词去指称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府中的活动,以示与君主制条件下的政府活动之间的区别.再到后来,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人们开始用公共行政一词将政府的管理活动与企业、社会组织中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在使用公共行政一词时,并不把政治活动中的管理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即使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也没有对公共行政一词作出严格的现代性界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沃尔多等人才对公共行政作出了现代性界定.其实,公共行政一词所包含着的是走向服务行政的逻辑,对它的思考和讨论,必将提出否定近代所产生的这一行政模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