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略论唐初诗歌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作家辈出,群芳竞秀。缤纷多彩的唐诗把古典诗歌艺术推到了难以为继的高峰。历代论诗者习惯将唐代诗歌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长期以来,人们推崇盛唐和中唐诗,对初唐尤其是唐初诗歌颇有微词,影响直至现在: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唐人选唐诗与唐诗流传考

唐人选唐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当代人的眼光来关注和研究唐诗,因而与唐诗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其中,唐人选唐诗与唐诗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唐诗的广泛流传是唐人选唐诗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唐人选唐诗又进一步影响和促进了唐诗的流传.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洛阳闲适文人群形成的原因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在东都洛阳形成一个以白居易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交游频繁,诗酒狂放,追步中隐,在生活情趣与创作方面,都表现出闲适的特点。论文试从当时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几方面,分析这一文坛现象之所以在洛阳出现,主要是时代、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代前中期唐诗选评中的王维接受

明代王维诗歌接受比起宋金元时期有了明显突破,尤其是唐诗选本中王维诗歌入选数量剧增,不但体裁多样,题材内容也较广泛。明代前中期唐诗选评中的王维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王维在盛唐诗史上排名第三的地位真正确立。二是王维的各体诗歌都受到关注,近体超过古体,五言超过七言,五律在明代中期最受选家重视。三是王维诗中的应制饯送、山水游览等题材备受青睐。四是王维诗歌雄浑自然和委婉闲适的艺术风格得以推崇。这些都是明代唐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来自建筑景观中的城市影像——论洛阳建筑景观“上阳宫”与唐代诗人创作的关系

上阳宫作为唐帝都洛阳城的标志性建筑景观,承栽了帝国运作于此的实用功能和帝国代表的象征含义.而唐人对它的关注以及对其意义的体认催生了独属于这个城市的文学题材和文学形象.上阳宫在唐代洛阳的城市发展变迁史中始终存在.洛阳的天子宅第地位赋予了上阳宫建筑帝王东巡驻跸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赋予了其王朝威严象征的特殊意味.这座精美的建筑是唐王朝帝国秩序的一种形制.唐人在对它的仰望中对这座城市的帝都地位产生了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心理状态,即对唐王朝权威的确认和尊崇.这种状态很难为外界的武力征服而改变.这使有关这座建筑的城市文学(唐诗)在中晚唐都打上了追忆的烙印.     

论宗唐诗话、宗宋诗话之历史通变观

历代诗话因文学宗尚的不同而分为宗唐诗话和宗宋诗话,本文从诗歌的发展变化、文学进程方向等理论角度对历代诗话中宗唐诗话和宗宋诗话的极大分歧和理论辩争进行审美评析,思考诗歌继承和创新的辨证关系。     

唐代两京驿道——真正的“唐诗之路”

唐代联通长安、洛阳两京的驿道是全国最重要的一条通路,在这条路上经行的唐文人最多,沿线景观密集,产生的唐诗众多,可以说这条路与唐诗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从文学创作功能上看还是从实际效果上看,它都是一条真正的唐诗之路,其对唐诗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待我们重新认识。     

唐中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中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中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变化。     

从初唐诗格看初唐人的文学观念

魏晋以来文人已经认识到情感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更重视辞藻声律等形式方面,导致情感内质的虚弱。初唐诗格在重视形式问题的同时,还普遍认为诗歌应该具有情感志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多的理论表述.而是在具体作诗方法的讲解中体现的,才经常被人忽视。初唐诗格这种现象反映出初唐文人的文学观念。初唐文人在继承六朝文学观的同时,结合自己时代文学现状,认为主要应解决如何用更好的形式表现内容.从而把情感志趣和词采声律统一在操作层面上。     

唐诗翻译中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之杂合理论在唐诗英译中的体现

诗歌可译与否,至今译界争论不休。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为诗歌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唐诗的英译文正是中西文化杂合的再现,同时也体现了第三空间在唐诗翻译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唐诗是可以翻译的。     

乐府曲调的流传与初唐诗风之演变

初唐时期的乐府诗创作是很有特色的,基本上可以代表了初唐诗歌的风貌。本文选取了《王昭君》、《从军行》、《巫山高》和初唐新题这样几个乐府曲调,从这些具体曲调的流传、同题乐府诗的创作以及乐府新调的产生来考察初唐诗风的演变。     

唐诗美学论纲

把美学引进美的各个领域,是美学研究的必然趋势;研究唐诗美学是开拓唐诗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深入。一般诗歌美学所说的形式的精美性、可感性、确定性、层次性,内蕴的丰富性、含蓄性、复杂性、虚幻性等等特征,在唐诗都有明显的表现。唐诗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菁华,在长期的民族文化(包括民族诗歌)、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孕育下,在唐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生活形态、哲学宗教信仰、社会习尚和心理、伦理道德观念、美学追求、以及唐代音乐、绘画、舞蹈、书法等影响下,形成独特的韵律美、构图美、情致美、意境美和哲理美。本文要探讨这些美的特征、相互关系和形成的原因。     

《唐诗品汇》与四唐分期说的确立

明初诗学批评家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以评选结合方式来体现自己诗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的诗论著作。尤其是其唐诗分期理论,在广泛吸收唐末以来唐诗分期学说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四唐分期说,显示了唐诗分期的批评史意义,对明代唐诗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论中唐诗的风骨

中唐诗相对盛唐诗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风骨的变化。本文具体地描述了中唐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诗歌在风骨上的变化情况,并从诗人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审美观念、构思方式等方面对变化的原因作揭示。     

略论唐诗句法修辞的历史传承

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句法修辞方面堪称集大成者,在中国诗歌句法修辞史上承前启后,占据着非常显著的地位。本文对诗歌句法省略修辞、句法移位修辞以及其他特殊句法修辞进行溯源追流,藉以揭示唐诗句法修辞在中国诗歌句法修辞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传承关系。     

略论唐前期营建东都洛阳的经济价值

唐朝前期的五位皇帝中 ,除高祖外都曾对洛阳进行过一定规模的修复和营建 ,尤以高武时期为最 ,一度将洛阳城提高到与长安相近的国都地位。继隋炀之后继续营建洛阳有政治、军事上的诸多价值 ,而其经济价值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即就此做一解析。营建洛阳的经济价值 ,其一在于顺应了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发展大趋 ,因为关中一带历经上千年的开发与发展 ,至唐前期 ,其总体经济条件已落后于关东地区。其二 ,营建洛阳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长安供应不足 ,无论是在粮食供给、木材供应这些日常消费品方面 ,还是在其他高层次消费品方面 ,长安的供应都不如洛阳。其三 ,唐前期的营建工作更重实用 ,是在实实在在的把洛阳建设成为国家的都城 ,而不是皇帝一人的别业。其四 ,促进了漕运的发展 ,不仅疏通了京杭大运河中淤塞和河段 ,还为洛阳至长安一线的漕运发展创造了条件。武则天抬高洛阳的政治地位 ,并藉以成功打垮了以关中地区为大本营的关陇军事集团 ,首先保护了新兴地主 ,并给予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 ;其次为后来玄宗时期解决关中粮食问题下了基础 ,并如翦伯赞先生所言 :“武则天打击大地主 ,……客观上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替后来开元盛世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