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解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地位堪比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思想体系包含广大,涉及众多范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代表思想之一。＂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来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众多的学者都是以负面的态度来给予＂存天理灭人欲＂评价,但仔细的琢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我们还是能发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朱子理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欲"决不是指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健康发展之内在规律的邪恶的不正当的个人私欲。     

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思想内涵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主要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这一根本的思想转变入手,分析论述其转变的过程及重大意义.     

试探从"存理灭欲"到"理即欲"的转换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桩重要公案,它经历了一个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发展过程。发生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宋明理学理欲论的内在矛盾,程朱理学的政治化,中晚明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朱熹以"存理灭欲"为特征的道德修养论述评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道德修养论深深打上了两宋理学烙印,集中表现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对于朱熹的"存理灭欲"论,学界由于受"左"的影响,过去对之批评颇多,而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几乎未见提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似乎有失公允.今天,"左"的影响正在肃清,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之重新作出客观评价.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经过了严密的哲学、伦理学理论论证．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今天要想正确认识这一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     

朱子理欲新论

人乃千亿年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其与万物一样皆受流行大化物性所躯。欲者,流行大化物之动也。吾人为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岂能违流行大化物之动!作为有限者,虽圣人不能违此流行大化之物则也。朱子倡"存天理、灭人欲",非是反对吾人正常人欲,而是反对没有天理为基础之人欲。"存天理、灭人欲"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命题,不如说是儒家生命入精微致广大的存在方式。只有在每日存天理的主敬中、以天理贞定浸洗吾人之欲,吾人才能摆脱动物式的物拘,于天地万象森然的和美大中大正创生中,和顺积中,悲悯仁慈,神圣自由。     

安徽省朱子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介绍安徽朱子研究会2004年学术年会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和“为民”思想、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构建、朱熹哲学的世界意义、《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的有关观点。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认为朱熹鄙薄读史治史,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此观点不够客观公正,原因有三:一是脱离朱熹理学思想来观其史学,未得其要;二是孤立片面地看待朱熹的史学思想,忽视了其提倡、研究史学的一面;三是没有客观地正视朱熹的史学成就及对后世史学的积极影响。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朱熹"理一分殊"中"分"之正名

"理一分殊"是朱熹伦理思想中一个重要命题,"分"的平声习惯读音导致这一命题在今天解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命题本身存有了逻辑矛盾、命题结构上的对仗失衡以及现代词汇中无法找到"分"的对等解释语等。而把"分"作去声对待,上述矛盾将会化解,而且这一命题的原有伦理意义色彩也将被鲜明激活。     

论朱熹“回到三代”理论建立与“道心”、“人心”

"回到三代"是朱熹毕生努力的理想追求,他建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二程"道心"、"人心"二分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地贯通起来的,并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使"道心"、"人心"合而为一.朱熹"回到三代"的理论构想是在解决"道心"与"人心"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道心"与"人心"是同一的,不是对立不可调和的,"回到三代"是符合"道心"的,但更需要人去实现它,需要"人心"的作用--发为情、发为人欲.     

《世说新语》的情理世界与"情志"说

《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情理世界,其时人们率性任情,蔑视礼法,把"情"抬到空前的高度.魏晋人重情有其思想背景,即魏晋玄学的兴起,促使当时的思想家普遍陷入对"情性"的理性思考,最终改变了前人"性善情恶"、"以性制情"的观念,而这无疑对魏晋六朝的文学理论中的"情志"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详细分析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所经历的彼此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     

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

南宋中期,官吏腐败,赋役苛重,农民起义。为了治国纠弊,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实行轻徭薄赋,赈救灾民,发展农业,严惩贪官。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因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的,是为维护封建礼教即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故而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当代解读与启示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某些人的贪欲也不同程度地被激发,伴随着贪欲膨胀的浪费现象也随之增长,因而我国遏制贪欲,提倡节约,构建“节约型社会”成了当务之急。为了使社会更加“和谐”、“持续”地发展,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发现其思想对于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反“贪”、反“浪费”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