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

萧梁皇族本出自寒门,不以文化显名.齐、梁之间,随着梁武帝一支的兴起,在当时士族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其家族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在儒家经学典籍、史学、玄学等领域多有著述.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文创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梁武帝及其子孙也身体力行,造就了其家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梁武帝父子还大力倡导重文政策,对当时取仕选举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当时士风的变化.萧梁皇族子孙后来多有人流落北周、北齐和隋、唐,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曹操用人之道与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关系

曹操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勿拘品行"、"唯才是举",实际上他更重视人才的"品行"。通过"清议"品评"等"乡闾品位"的途径与方式,曹操将其重视德行的用人政策贯彻到整个的用人实践中。不仅如此,曹操将过去民间"乡闾品位"的"私法"行为"官方化",既有效夺取了汉末士族在选官授职方面的隐形权力,又为此后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开其嚆矢,为士族政治上重新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颜氏家训》中南北朝士族风俗文化现象探析

《颜氏家训》一书记载了大量萧梁、北齐时期士族阶层的风俗事象,其风俗演变的特征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南方士风呈现女性化、病态化,弥漫着阴柔、迂诞浮华之风;北方则尚武之风盛行,士风雄健豪放。中原士族部分地接受了鲜卑族的文化及习俗,鲜卑化倾向已成为中原风俗演变的主流。此外,南北士族在语言、称谓、婚姻、嫡庶、游艺等方面的习俗也有诸多差异。南北朝时期,尤其在江南,玄学、佛教、道教兴盛,儒学地位日益削弱,引起士族阶层在宗教、信仰、祭祀等方面的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南北士族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不同,反映了南北士族的发展不同步,当南朝士族走向衰亡之际,北朝士族却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     

士族·文化·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日渐边缘化,士族"经明行修"的文化教养遂转化为玄学的"风度"及对文艺的爱好,使之成为士族的行为模式。士族要维系文化世家的地位,就必须随着文化之演变而演变,而文化以士族为载体,就必然打上士族的印记,其中文学又与文化作同构运动,由是形成士族、文化、文学三者的生态关系。     

中古河东薛氏与文学概述

河东薛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世家大族,随着家族性质由武力强宗向士族的转变,其家族成员大都具备了较深的文化修养,显现出鲜明的士族特征.特别是隋唐时期,河东薛氏还涌现出不少重要的文学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某些成员对于仕途偃蹇的咏叹带有鲜明的"家族烙印".     

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早期谱系不尽可信,主要是齐、梁间为提升其家族门第而伪造。兰陵萧氏在东晋南迁后,属于“北人次等士族”,表现出尚武的特征,被高门士族鄙视为寒门。刘宋兴起,由于其家族与刘氏皇族联姻,地位不断上升,齐、梁建国,其家族精英迅速士大夫化,其门第有所改变,隋唐时期,萧氏成为江左侨姓士族的代表。     

由乱世之教育看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是由其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曹魏之初,随着整体社会教育的衰微、门阀士族的形成,朝廷在与大族相妥协的情形下创立九品中正制;晋时,由于士族家学独盛,门第被无限夸大,九品中正制又独为士族所把持,将维护士族利益之功能发挥到了极点;南北朝时,君权回归、教育复兴、士族衰微,作为士族阶层把持选举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便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其演变历程,实是选举制度在乱世教育衰微情形之下的一种病态反映.     

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古士族的演变轨迹,毛汉光先生通过对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著房著支籍贯变迁的统计提出了"士族的中央化",但对于地望在两京一带的士族来讲,因为向两京的迁徙并不能完全通过籍贯的变迁体现出来,也就不能用"中央化"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概括。通过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不能在籍贯上体现出来,但部分成员的家族重心已经逐渐转移至洛阳,而家族重心依旧在关中的入京成员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京城。关中士族在向两京迁徙的过程中,与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士族一样最终都逐渐脱离乡里,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所不同的是进程的快慢和时间的早晚。所以,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没有以"中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最终也没有避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一蹶不振的命运。     

论刘熙载"诗品出于人品"

重点探讨刘熙载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理论"诗品出于人品"的实质,认为作者重视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是同他重视文艺的社会效果相统一的.他恪守传统儒家思想企图改变清季文坛的不务实的弊病,外来的西方势力认为必须成为清廷抵抗的对象,故通过文学唤起时人的真正品格乃是文学作品的要务所在.     

论苏氏文艺思想的哲理依据

苏氏"寂感"说分为体用、动静、性情三个层面,强调主体修为由思而至于无思、"入神"以致用;物我交相感应以至于"忘";性发为情而最终复于性。苏氏"寂感"说是苏轼等人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影响其文艺思维方式,体现为对创作主体自身修养的重视,要求尽物之妙、随物赋形,达到"入神"境界;一方面影响其艺术风格,追求由绚烂之极回归平淡。     

老庄与叔本华文艺思想之比较

老庄和叔本华属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体系,通过比较诗学研究,我们可发现二者的相通之处:文艺的超功利性,主客体的审美静观;二家的不同之处:"美"何人可见、文艺的作用、影响不同等。时代、传统以及个人的修养不同,造成了二者文艺思想的不同。     

娱悲舒忧:陆游文学思想之核心

"娱悲舒忧",这是陆游对诗文特质的认识,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他对文学的其它见解,也多与此相关.本文具体分析了"娱悲舒忧"的理论内涵、学术渊源和它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并考察了其内部修养上对"气"的重视和外在表现上对风格的追求.     

南朝诗歌的“技艺化”及其文化生成机制初探

强化言说技术进而遮蔽言说主体,是南朝诗歌"技艺化"的直观表现;"技艺化"的深层意味在于,在士族"话语权"导向下的文化机制中,南朝文人之所以对诗歌创作趋之若骛,主要在其标榜风流、彰显才学、玩赏娱乐等文化技艺功能,而不是传统诗歌感物吟志的抒情功能.     

论刘牢之

本文基于对东晋后期社会变革的宏观把握,系统地评述了作为低级士族阶层崛起过程中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刘牢之一生的重要事迹,并重点剖析其成败得失的时代与个人的原因。文章认为东晋中期北府兵的建立和强大,使刘牢之等低级士族人物在高门士族蜕化过程中逐渐控制了军事大权,成为东晋后期决定性的政治、军事力量。但在其不断壮大的趋势中,由于精神素质的缺陷,刘牢之却可悲地成为历史的殉葬品。     

文艺音韵学的总体构思

"文艺音韵学"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之一,又是我国传统声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全面系统地研究文艺领域里的语音美为主要课题.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必须重视对民族文艺形式的研究,而作品的语音特征则是重要的方面;从语音的研究来说,能同文艺结合起来,就更加体现了其广阔的前景.中国音韵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曾把"开展文艺音韵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作为今后科研的一个重点项目.近年来,笔者经     

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

倡导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必要前提.这些年来,文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理论思维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而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又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建设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需要认准传统与未来、自律与他律、形态范式和学理特色等方面的价值坐标,在构建学理中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建构,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并且在理论视野上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北朝胡人土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本文分析了北朝胡人士族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认为胡人士族形成于北魏时期,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从根本上割断了拓跋鲜卑旧有的氏族血缘间的联系.文章最后指出,胡人士族在形成后即迅速汉士族化,到北朝末期,已融入汉人士族集团.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扩容更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间对话互补关联的研究。新历史主义在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历史表述的非连续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商讨,它将历史诗学推进到叙事历史诗学阶段,造成当代文艺观念的深化与"问题化",成为导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层出不穷的深层动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其超越与局限做了简要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