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其溢出效应——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序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基于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与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对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为合理的测度与分解,并结合共同前沿理论建立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探究城市群间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差异的来源,同时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取得一定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是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根据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将城市群碳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正主峰型、负主峰型与反复波动型。碳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效应对本地和邻地碳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兼顾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应分类分区精准施策以及加强空间治理观念,建立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的区域协同机制。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手工检索2005—2016年我国265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且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相比,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更强;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强.分阶段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出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增加扩张性投资、减少政府科教支出,进而抑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创业活动会弱化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创业活跃度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越弱.研究结论表明,虽然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研究

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生态消耗三大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度,按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资本、能源、劳动,而全要素生产率、CO2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也表明,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亟待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度因素则阻碍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加大教育投入和R&D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以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要通过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健全环境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分析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省份经济效率提高却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总体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过分强调数量而忽视使用效率等不足之处。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我国财政科技教育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运用1992—2008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政府财政支出的数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变型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与教育科技投入为模型,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使用Eviews5.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教育投入、科技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长期稳定关系,并且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小于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基于我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与索洛残差法测算出我国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分解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简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1)近十年来,无论是整体还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2)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长,其贡献率高达85.1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83%,作用不容忽视。(3)技术进步率较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都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物质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深圳为例

分析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1991-2008年相关因素对样本城市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知：长期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模式属于要素推动型,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09％;而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表明其经济正逐渐向依靠资本和TFP共同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可知,逐步加大TFP的贡献率是集约型城市实现经济高位增长的有效途径。     

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资源约束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各种资源投入的数量和比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影响模型,并运用1990‐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源、外资资源、内资资源、进口资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率。研究发现：资本资源中的内资是目前青岛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次是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外资和进口资源的贡献率较低,青岛市仍是资本拉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青岛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合理利用资本资源和国外资源。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收敛分析

文章在1978—2011年东部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豪尔和琼斯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利用纳尔逊和普罗瑟研究经济波动持续性时所提出的模型,来研究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收敛性。通过分析研究,得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并且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现象。     

对我国商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面对世纪之交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商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战略问题。本文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解入手，分别讨论了投入要素总量的增长、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方面与商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提出了我国商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     

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华东地区六省1978—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部分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78—2015年,华东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59%,依次呈现出递减、递增、平稳的变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是华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规模效率对农业增长阻碍作用不明显;要素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即存在结构红利,但不显著。据此提出加大农业技术创新投入,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加快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等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运用基于产出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期间中国西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时期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逐年提升,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投入价格效应是制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西部地区不同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重庆、四川和贵州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正增长,而其技术效率下降较少是主要原因。     

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因素比较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因素的异质性是多样化的,既来自于要素投入,也来自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因素区分为投入要素和影响因素,并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对2000-2012年广东地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明显,欠发地区要素投入表现不足并且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显著低于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显著。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生产率研究

采用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可以测度资源和环境约束下2002—2011年中国266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并可对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高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且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城市群城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于非城市群城市,东部城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城市;人力资本、工业专业化、城市密集度和客运能力变量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而货运能力、服务业专业化以及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     

增长与发展视角下的中国深度城市化——基于文献的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的日益融合,结构转变与城市化已成为增长与发展的共同核心主题。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使得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也日益成为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城市化则集中体现了二元结构转变和集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化主要源于经济结构转变和集聚效应的促进作用,同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变动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进一步推进"深度"城市化是我国增长与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国"深度"城市化的核心除了相关研究强调的农民工市民化之外,更应该包括追求二元结构转变与空间集聚的联动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