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TFP增长与潜在增长率

利用1990～2018年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本文通过非参数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探讨了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HP滤波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投入要素增长趋势及其波动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投入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种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提高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使用效率; 3) 提高劳动的有效参与率。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研究

在资源环境约束的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和生态消耗三大经济增长源泉的贡献度,按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资本、能源、劳动,而全要素生产率、CO2排放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这也表明,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亟待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通过对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因素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制度因素则阻碍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加大教育投入和R&D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以技术创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外,要通过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健全环境标准,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C-D生产函数、借鉴Lucas人力资本模型,以1978-200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为背景,建立了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陕西省在1978-2006年间,人力资本贡献份额仅为18.36%,远小于同期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58.3%）,但人力资本因为其外溢作用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大于计算结果,且人力资本的贡献受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最后,给出了提升陕西人力资本贡献度的一些建议。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与劳动力,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这三者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模型中分离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程中兼顾了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从理论上阐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而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比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更为关键;相比于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显著;相比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在当前阶段更有经济效率。     

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基于中国1952―2004年数据的验证

以人均受教育水平代表人力资本,基于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途径：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存在着因果关系,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验证了舒尔茨对＂增长余值＂的批评;支持了Nelson-Phelps的推论——人力资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要素投入;进一步揭示了新古典模型的不足——忽视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特殊意义,低估了人力资本的贡献。     

重庆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与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1985年以来资本存量的估算,并对1985-2006年重庆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了重庆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发现直辖效应对重庆市经济发展影响很明显.资本和技术是重庆市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源,重庆市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建议政府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优化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升全要素贡献率,从而促进经济待续、健康发展.     

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基于我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模型与索洛残差法测算出我国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分解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简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研究发现:(1)近十年来,无论是整体还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呈现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2)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长,其贡献率高达85.1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83%,作用不容忽视。(3)技术进步率较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都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物质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深圳为例

分析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1991-2008年相关因素对样本城市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知：长期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模式属于要素推动型,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09％;而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表明其经济正逐渐向依靠资本和TFP共同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可知,逐步加大TFP的贡献率是集约型城市实现经济高位增长的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1978—201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为经济理论创新和宏观管理提供了许多启示与经验借鉴。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在系统修正数据缺陷的基础上,首先测算了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相关指标的1952—2018年时间序列,然后使用岭回归技术建立了中国经济的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动。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人力要素的作用在波动中趋强而在近阶段增长较大超过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是加速增大,目前已超过50%。通过权威数据和数学模型提供了较为严谨的相关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同时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各阶段的增长动力构成及特征。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增长核算分析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研究

应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核算分析框架,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对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开来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次是物质资本存量的贡献,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并且逐期下降。实证分析也表明,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用＂索洛剩余＂衡量的TFP的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技术进步;所有制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两个因素。     

科研投入、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出农业科技存量,同时考虑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科研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人力资本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城市化进程和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农业结构调整和受灾率显著降低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南地区与华东地区的比较研究

在发展外资部门对内资部门技术溢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体现技术吸收能力的人力资本变量来构建计量模型,以西南地区和华东地区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和滚动回归,比较两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西南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的增加,而华东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源于资本的增加。两地区均存在技术溢出,但人力资本极大地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果,人力资本促进了华东地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却不利于西南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华东地区由于外资相对于内资规模偏大导致FDI技术溢出效应从正变负。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与统计现状辨析

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两个常用指标——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就计算方法和实际内涵而言,这两个指标是一致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国际通用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统计内容一致,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替代科技进步贡献率作为统计指标,有助于概念上的澄清,从而在进行政策考量时更为精准和严谨,同时,也可以与国际通用概念保持一致,增强可比性。     

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因素比较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因素的异质性是多样化的,既来自于要素投入,也来自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因素区分为投入要素和影响因素,并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对2000-2012年广东地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明显,欠发地区要素投入表现不足并且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显著低于珠三角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显著。     

台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和重要源泉.台湾地区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是以人力资本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合理地选取和度量有关变量数据构建而成的.该模型可揭示台湾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研究显示,1978-2003年台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具有较高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人力资本投资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动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     

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结构视角

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原因有多个视角的解释,人力资本是其中的一个角度。理论上,根据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可将人力资本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企业家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普通人力资本,三种人力资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2003—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对不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强。地区水平上,中部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最强,东部地区专业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最大,西部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直接作用最显著。     

经济新常态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比较研究——基于福建省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福建省2001—2015年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论文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福建省各地区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福建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17.47%,劳动的平均贡献率为40.67%,资本的平均贡献率为36.90%,说明福建省制造业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为主,集约化程度偏低;从地区差异情况来看,虽然厦门、福州、泉州、漳州的全要素生产率要比龙岩、南平及宁德地区相对较高些,但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依然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