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

中国现代文坛,现实主义文学贯穿始终,并且日渐发展,终成为主体的文学流派,而“五四”期间曾与异峰并峙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所经历的时间虽相对短暂,但它却以粗豪奔放、恢奇诡异的风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彩。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先进中国人的注意中心从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从社会解放转向个性解放,这种汹涌的社会思潮对直抒胸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起了催生作用。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新     

从“朦胧”到“觉醒”——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生态意识的哲学意蕴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自然观的异同,阐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生态意识经历从＂朦胧＂到＂觉醒＂的过程及其丰富的哲学意蕴。     

阿多诺的“否定哲学”与批判理论的思辨转向

阿多诺批判了资本主义"抽象的同一性"对人的隐性强制,认为没有认识到这种"同一性"统治之特殊性的对抗式革命实践,是注定要失败的盲目实践。因此,他从实践领域的革命式"批判"转向思辨批判,这与马克思将批判理论"从天国带回人间"的方向恰好相反。对于阿多诺的"否定哲学"及其思辨转向的审视,对于我们思考20世纪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感受“他者之痛”——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视野中的创伤话语分析

印度学者维娜.达斯在以哈桑.曼陀小说《打开》为例分析＂他者之痛＂的文学想象时,引述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棕皮书》中的片段为＂感受他者之痛＂的伦理呼吁提供某种哲学支持。＂他者之痛＂的论题在维特根斯坦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充分、深入的探讨。《哲学研究》在反驳私人语言和私人感觉等概念时指出：疼痛并非纯粹内在的和私人性的感知,唯一能够为疼痛概念提供同一性依据的是主体间的语言游戏。与此相似,创伤也不是＂不可言说＂和＂不可沟通＂的私人经验,即使受伤者对创伤陷入沉默和失语,也仍在向我们言说,也不能阻止我们去＂感受他者之痛＂。     

从“流浪汉”、“骑士”到“革命者”——论中国现代革命小说叙事理念的建构

革命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以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主题为出发点,在探究人物形象嬗变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革命小说中流浪汉形象、骑士形象以及革命者形象。伴随着浪漫主义等感性因素的不断削弱,创作主体的理性观念渐趋强化,革命小说的叙事理念最终得以构建。     

后解构的女性主体性：在“现”与“后”之间游走

在解构之后,后女性主义需要重构主体性,寻找＂革命＂或＂政治＂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重构既不能重返现代性,也不能停留在后现代景观中。这就意味着需要规避解构的无能,重新关联解构和主体性。这就是克里斯蒂娃的努力。她在一种否定性辩证法中重写了主体和身体的关系。既避免了现代性主体的同一性,又让主体性得以短暂地出场,重返政治领域。     

本原问题与马克思在本原思想中的变革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次本原思想的革命。马克思用社会性、活动性和对象性等原则破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中的个别性、非时间性和非关系性等原则,使哲学的基础从旧本原论转向了面向现实事物本身的新本原论,同时也使方法论从＂实是求是＂转向了＂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夕“人本主义”的最后一搏——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首次深入接触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对照此后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该文本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前夕,探讨其理论地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转向。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接触也是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接触,在文本中他以哲学的方式＂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赋予了哲学对其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胜利＂恰恰是哲学的失败。     

破碎的身/影:续写与对话——《野草》与德国浪漫主义

在以启蒙、革命、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语境下,五四知识界对浪漫主义的译介,偏重于"革命"的英国(拜伦)浪漫主义,而遮蔽指向民族传统与神秘主义的德国浪漫主义。译介的缺失造成了文学史建构对德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忽略,但德国浪漫主义所滥觞的文学母题与文体实验,却通过其后续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与创作以暗流的形式影响着五四文学。以《野草》为个案,通过分辨鲁迅创作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可以追溯五四浪漫主义的另一面:指向内心与传统的德国根源。     

论《淮南子》之“游”

＂游＂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承袭于《庄子》,但其思想旨趣已有所变化,凸显出贵族化的政治追求与生命理想。＂真人＂等是《淮南子》之＂游＂的理想的生命主体,表现出将生命与政治一体化的思想倾向,这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思想的扬弃。《淮南子》之＂游＂具有浓厚的神仙化意味,比《庄子》更能彰显出道家的生命信仰。     

论明清对《牡丹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之研究

明清时期的学者们对《牡丹亭》作了细致的研究，他们从作家通过虚构来表现理想与情感、通过对现实的美化幻化来体现作家的主体精神等方面对汤显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给予总结。文章结合明中叶以降的社会文艺思潮和明清戏曲发展的情况，就明清对《牡丹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与评价。     

论费希特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费希特是浪漫主义最重要、最直接的精神导师,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滋养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为他们的创作思想和方法涂上了一层鲜亮的自我哲学色彩,并促使他们彻底摆脱了古典主义教条的束缚。费希特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对自我的解放;二、反讽创作观和人生态度;三、风格即人的审美原则;四、干预现实的实践愿望。但费希特对自我主体的过分夸大也导致浪漫主义有逃避现实、走向虚无的倾向。     

浪漫主义散论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界对现实主义谈论很多,并且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浪漫主义的探讨却似乎显得冷落,存在着一种轻视,甚至怪罪浪漫主义的倾向。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浪漫主义热了一阵子。然而,在“大跃进”的虚假浮夸风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些借浪漫主义之名行粉饰现实之实的浮夸作品,人们便把这一切怪罪于浪漫主义。十年内乱时期,“四人邦”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任意歪曲、糟踏浪漫主义。他们以粉饰生活、说谎话、唱高调冒充革命浪漫主义,制造了“三突出”的谬论,塑造所谓“高大全”的人物。人们在痛恨“四人邦”那一套瞒和骗的文艺的时候,却又迁怒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再一次受到“株连”。浪漫主义的名声很不好,它似乎成了“美化、拔高、粉饰现实”的同义语。有的同志甚至主张多提现实主义就行了。这实在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误解。看来有必要为浪漫主义说几句话。     

浪漫主义契合点上的碰撞

浪漫主义的兴起是西欧文学史上有开创意义的一章,它给19 世纪俄国文学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俄国作家肩负的使命使得浪漫主义在俄罗斯很快被赋予现实主义色彩。前期创造社成员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五卅运动之后却又从建筑“乌托邦”的精神领域和渴求中逐步把目光投入社会现实,文学主张也从原来并不坚实的浪漫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明确地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主张。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李达“两论”“解说”平议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李达的＂两论＂＂解说＂则是得到毛泽东本人赞赏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对＂解说＂的修改和李达的再修改反映了他们之间平等切磋学术的科学态度。李达的＂两论＂＂解说＂既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不仅详尽地逐段解说了＂两论＂,而且发挥了＂两论＂的若干重要观点,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在新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而作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经典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表现为否定了从原理、原则出发的哲学立场,转向实证科学的立场,超越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而创立"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今天纪念<共产党宣言>,不仅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更要理解他们的哲学革命.只有改变从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真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

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对于鲁迅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其深刻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鲁迅。鲁迅早期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对西欧浪漫主义诗人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反清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主要出于文化目的。这一方面丰富和强化了他的革命意识,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他的文化创造。浪漫主义精神气质跟他本人的个性与文化气质是不大吻合的,同时他把浪漫主义着重理解为某种政治品格,使他     

论浪漫主义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萌蘖于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堪称人的存在的生命之流中一次壮丽的喷涌。它从哲学上对个体生命及其自由的肯定和追寻,对自身传统的固守和捍卫,构成了对理性主义和线性进步史观的巨大反叛。然而,这种反叛并没有走向完全意义的反题,而是一个有力的反拨和矫正。浪漫主义对生命及其自由的追寻,成为马克思进入哲学的最初动因。作为思想生长的可能性前提,这位哲学变革者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共鸣意义重大,马克思对意志自由及其历史实现的求索、对人类童年作为历史生成及其复归的价值参照的肯定以及对反讽形式的重建都依稀留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基因,就此而言,浪漫主义足以奠定其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史前提的地位。     

从康德的浪漫主义到早期浪漫派的康德主义——再思康德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联系

拘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许多哲学史家常常倾向于切断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甚至不承认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价值。然而,像诺瓦利斯这样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和其他大多数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共享了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意识。康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是启蒙理性的捍卫者,又是启蒙理性深刻的批判者,他试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限制知识的范围,防止无节制的理性反思对一切无条件者和不朽价值的虚无化;同时又从理性的实践应用出发,证明了一个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的道德世界的现实性。康德对自然的理性化和祛魅过程的限制及其对自然的合道德性的证成,构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而早期浪漫主义者正是受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启发,进一步证明了存在之于意识的优先性,并用诗意原则取代了康德的实践原则,揭示了无条件者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